白璧德与杜威之争：对杜威教育哲学的重估
一、白璧德与杜威教育哲学的差异
在众多的杜威批评者中，白璧德站在人文教育的立场对杜威教育哲学提出了系统而尖锐的批评。白璧德和杜威之争（简称“白杜之争”），主要讨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杜威与白璧德的分歧具体显示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分歧。杜威看重大众教育，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白璧德有时也将杜威的教育哲学称为“自然主义”（含科学的自然主义与情感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而白璧德坚守人文主义教育。在白璧德看来，无论卢梭还是杜威，皆属于有害的浪漫主义。白璧德强调精英教育，鼓励精英以身垂范，成为大众的领袖。文明的希望不在普通人而在精英身上。也因此，杜威重视中小学教育，而白璧德更重视大学教育。杜威的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条》《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而白璧德直接以《文学与美国大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书名。
第二，人文教育（尤其是文艺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分歧。杜威强调科学课程，旨在普及科学意识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在这点上，杜威几乎接受了斯宾塞的传统。而白璧德延续了古希腊“知识即美德”和基督教强调“谦卑”的传统。白璧德并不反科学，但他同时强调“科学本有其范围”，且科学必须受道德的节制。不讲道德的科学，“乃人间最大之恶魔，横行无忌，而为人患者也”。类似的说法是:“不道德的科学或许是人类释放出来的最凶恶的野兽。在白璧德看来，科学主义教育不仅因为过于看重知识而忽视了美德的传统，而且因为对理性不加节制而背离了“谦卑”的传统。科学一直在进行着一个又一个征服。现代人的过分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就是这种科学发现的稳定进步的结果。为了恢复美德与谦卑的传统，白璧德强调博雅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古典课程，通过古典文学培养精英的道德修养。杜威重视以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以《我们怎样思维》的专著来讨论科学的思维方法。
第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歧。“浪漫主义重情感，人文主义重理性。”杜威对自然主义、情感主义与浪漫主义持同情的态度，明确反对华而不实的、古典式的博雅教育与理性主义。
杜威和白璧德之争在美国形成两个传统：一是白璧德所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并由此重视博雅教育与道德教育；二是杜威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教育，并由此重视知识探究与民主教育。美国教育界后来发生的普职分离与普职融合之争，显示杜威已经汲取了白璧德所提倡的博雅教育的某些元素而抵制普职分离。与白璧德相比，杜威更重视职业教育及其职业课程而反对纯粹的博雅教育及其博雅课程。但是，与普洛瑟等人相比，杜威更看重普通教育及其普通课程。杜威既不赞成贵族教育式的博雅教育及其博雅课程，也不赞成普洛瑟的独立建制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及其职业课程，杜威所推崇的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或普通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融合）。
总体而言，杜威与白璧德的主要分歧在于杜威重视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这是“知识即科学”的道路），而白璧德强调古典人文教育（这是“知识即美德”的思路），并由此重视博雅教育和道德教育。
二、白杜之争在中国的延续
杜威的中国学生主要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强调民主和现代科学，一般称之为“科学派”或“哥大派”。白璧德的学生主要聚集在哈佛大学，重视权威和古典文学，一般称之为“人文派”或“哈佛派”。中国的科学派以北京大学的胡适为代表，其精神资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哲学。中国的人文派以东南大学的吴宓为代表，因其主编《学衡》杂志，也称为“学衡派”。
科学派的主将为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陈鹤琴、郑晓沧、姜琦、任鸿隽、朱经农、廖世承、孟宪承等人，其皆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科学派阵营中的不少人直接师从杜威。人文派的主将为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海、楼光来、林语堂、梁实秋、郭斌和、胡先骕（与胡适构成南北“二胡”）等，不少人师从白璧德。学衡派与科学派的分歧主要呈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科学派看重平民的教育，让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教育权利。学衡派更重视精英教育，鼓励精英以身垂范，成为大众的领袖。科学派坚持杜威的政治哲学及其教育理想，重视民主政制与民主教育，而学衡派坚守白璧德的思路，强调精英政治，将精英视为文明的希望。
第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科学派重视培养有“学问”的、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学衡派重视培养有道德的君子、绅士和“通才”。科学派强调科学课程，旨在普及科学意识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三，古今之争。科学派崇信进化论，进化论是杜威及其弟子普遍信奉的历史哲学和教育哲学。从进化论出发，科学派提倡民主、科学以及与白话文相关的整个现代文学革命。学衡派并不认为凡是过去的或古代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学衡派更看重古典知识和经典名著所蕴含的文化的延续性与丰富性。受白璧德影响，中国人文派几乎完整地坚持了弘扬古典人文教育传统、“决不可忽略道德”的文化纲领。实际上，无论吴宓、陈寅悟等人文派学者，还是胡适、陶行知等科学派学者，他们的为人处世的根底，依然是中国古典人文教育所强调的儒家道德。
三、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
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界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接受过程。最初因为杜威弟子胡适、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等人的介绍以及杜威本人亲自来华长期演讲，杜威的教育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直成为中国教育学理论领域以及教育制度改革的实践领域的基本依据和参照标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界以及整个文化领域一度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之后，近30年来，杜威教育哲学再次成为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基本依据和参照标准。杜威教育哲学之所以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广泛的影响，说明杜威教育哲学必有其内在的实力与魅力。
（摘编自《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 冯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