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什么是士的教育

     一、近代教育远离做人之道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以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议不论之列。

    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职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经里去，否则，在生产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无非是教“不夺不餍”的风气变本加厉而已。

    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每年毕业的好几千的大学生不就是这样么？

    二、何谓士的教育

    什么是士的教育？《说文》在士字下引孔子的话说，“推十合一为士”。读书人最怕两种毛病，因为是最不容易避免：一是泛滥无归，二是执一不化。

    士的教育也着重情绪和意志的培养。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所以备平时。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张横渠所谓“不已闻见梏其心”，是弘。孟子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是毅。

    前者是有度量，有气魄，后者是能沉着，能撑得住气。久已成为口头禅的仁义二字，其实所指也无非这两层意思。朱子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义之严肃，即是仁底收敛。”严肃时即是毅，未收敛时即是弘。弘毅之至，一个人才敢希望于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

    实践士的教育，须要两个步骤。第一是立志，即指一个人的生命总得有个比较认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忠恕一贯的道理。忠就是笃信，外国人叫做conviction，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轻易不肯放弃的立场。恕就是容忍，外国人叫做tolerance，就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见到和谅解别人的立场。其实这何尝不是以前的人造字的本意？

    忠字从中从心，董仲舒说得好，“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一个人没有立场，或立场随便改换，总不能说是很健全吧，不健全就是患。恕字从如从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意思。

    说忠恕一贯，就指两方面要兼筹并顾。能忠不能恕的人是刚愎自用的人，是党同伐异的人，是信仰一种主义而至于武断抹杀的人。能恕不能忠的人是一个侈言自由主义的人，动辄以潮流不可违拗，风气不能改变，而甘心与俗浮沉，以民众的好恶为依归的人。

    三、士的教育须在青年期学习

    别种教育，例如识字教育，吃饭教育，文官教育等等，多少可以补习，可以追习，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期内学习不可。

    青年有四个心理的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戟（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不过他们有四个危险：一是流放，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澌灭。前三种危险在青年期以内便可以发生，后一种则大都在青年期以后。

    所谓流放，初不必指情绪生活的漫无节制，举凡读书时代兴趣的泛滥无归，学科的东拉西扯，无选择，不细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骛远，不切事理，纷然杂陈，莫衷一是。胶执的则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尔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事理，尽在于此，以为社会国家的澈（彻）底改革，非此不成，甚或以白日梦作生涯，以空中楼阁为实境，以精神分析派所称虔诚的愿望当做已成的事实，引为立言行是的根据。这两种趋势，方向虽有不同，而结局则往往相似，即不是一朝自觉而急转直下以趋于出家或自杀的途径，便是不自觉的变为疯狂，永久的，安全的，以幻作真，以虚为实，而再也不能自拔。

    至于第四种的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灭，则往往在青年期以后。我们时常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的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的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便尔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经澌灭故。

    如今士的教育的效用无他，就是要调节与维持这种青年的特性；调节，所以使不流放，不胶执；维持，所以不消沉，不澌灭。讲博约，讲忠恕，讲推十合一，即所以调节流放与胶执两种相反的倾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讲立志，讲弘毅，讲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以任重道远相勖勉，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相期许，险阻愈多，操守愈笃，至于杀身毁家而义无反顾；这些，即所以维持青年期内那种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

    士的教育，一面所以扶导青年的特性，使发皆中节，一面所以引申此种特性，使不随年龄与环境之变迁而俱变。惟其在青年期内发皆中节，到了中年与老年，进入社会，才有余勇可贾，才能负重任而走远道。

    不幸这种士的教育，数十年来，不但已经摧毁无余，并且快到无人理解的地步。在所谓新教育制度之下，一个青年所恃以立身、处世、应变、救国的力量，只剩得一些天生的朝气，是上文所说的四种特性的自然流露罢了。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叫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摘编自教育思想网微信公众号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