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人文反思

    一、疫情给“人文学”带来的反思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新冠疫情给中国的“人文学”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与反思。

    第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应参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重建与改革的顶层设计。检讨我们早期应对疫情的缺失，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精神与物质准备不足，一些干部的综合素质与专业化能力双不足等。要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本上是要改革。改革应从短板开始，从公共卫生体系的合理建构开始。

    第二，防止人类、族群、社群的撕裂甚至仇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现实问题，表明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不同社群、族群、地域、立场、利益的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常常有被撕裂的危险。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基础、最大公约数在哪里？如何协调？

    第三，养育心性，坚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信念。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生活意义何在？疫情带来人们对生死观、忧乐观的省思，民众的生理与心理健康成为一个问题。应常葆“灾害”与“忧患”的意识，把广义的“生命教育”纳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其中包括传染病的防控。

    总之，我们要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疫情使国人走向“大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认为，经过这次疫情，可以让国人走向“大启蒙”。所谓“大启蒙”，就是要破除启蒙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因此，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这种启蒙既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又不流于唯情是举主义，而是走向一条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启蒙通途。

    走向“大启蒙”，应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更为博大的生存智慧，从而熔铸出新型的“情理文明”。直面新的疫情，我们势必要继续遵循科学原则，继续拓展民主意识，但不能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种个体化之路，也不能行“只为集体牺牲个体”那种无私化之道，而要用上中国人“执两用中”的大智慧。中国人在历史艰难前行中形成的乐观主义告诉我们，疫情终将会过去，既然福祸相依，那么转祸为福就靠“情理合一”的智慧。

    三、疫情呼唤更具人文关怀的全球化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认为，瘟疫无国界，在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面对病毒侵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全世界人民必须守望相助，团结合作，才能战胜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会终结全球化，而是呼唤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无疑将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人们也许将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而重新思考全球化，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切断的。疫情提醒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内心情感、文化交流等互联关系将因此更加紧密，而不仅仅像过去那样交往大多集中于贸易与投资。

（摘编自澎湃网、社会科学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