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什么是“好”大学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史，但我国近代大学自产生以来，只有过去的40年是稳定、发展、没有“断裂”的40年，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来说，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因此，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展的讨论，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1897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发表《我的教育信条》一文，其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被奉为圭臬。于我而言，我对高等教育、对好大学也秉持了若干基本信念。模仿之，好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以培养人为第一位的大学。无论大学在社会需求的“压力”下，产生了多少新的功能，人才培养永远是本质功能，任何新功能都是基于人才培养的衍生。只有人才培养的功能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固定”下来，新产生的功能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做到“反哺”人才培养，大学的发展才是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培养人才，一定要有“温度”，即能给予学生终生难忘的人文关怀。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改变学生命运的大学。今天的“以学生为中心”与昔日的“学生大学”是异曲同工，是对大学使命认识的再次提升。在具有深厚的“师道尊严”的教育传统中，实现这一升华，涉及到大学的方方面面，既包括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包括改变大学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大学只有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学生的命运。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超越了排行榜的大学。基于绩效和工具评价导向的大学，虽然可以位列排行榜的前面，但却是与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相背离。“好”大学一定悬挂于排行榜前列，但没有悬挂在排行榜前列的也可能是“好”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领跑的大学。大学是社会的思想者和引领者，但大学的组织属性，又使得大学成为所有社会组织当中相对保守的机构。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在学习西方，在社会和大学转型的过程，出现了许多“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因此，我国的好大学，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时，尽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够影响世界。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大学。从表象来看，支撑一所好大学的是制度，其本质则是文化，是渗透在制度里的文化，即制度文化。大学制度是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制度，一是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制度。然而无论任何制度都有天然的缺陷，几乎都与学术创造产生矛盾，只有制度成为文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行为，其制度才有生命力。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学。大学需要担当，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有悲剧，有牺牲，有挫折，但这些都是走向成功前所要经历过的种种磨难，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财富。一所好大学必定是能够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做出智慧取舍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懂得经营的大学。不可能每个大学都有钱，在有限的条件下把大学的资源用到极致就是好大学。大学走到今天，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力度的降低是普遍现象，大学懂得经营已经成为好大学的成功之路。真正的好大学，通常都是深谙经营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学。精致是一所好大学的气质，“精致”意味着大学对细节的关注与执着，意味着理解、沟通与包容。作为一种兼具育人和服务功能的大学，必须要关心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注重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过程的不断改进，关注每一门课程内容与结构的合理设置。一所精致的好大学，必定是一个能够让校园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不论是楼宇亭廊，还是运动场所，都应该被精心设计成一个能够为师生提供交流与探讨学识的空间。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从理念到行动，大学需要回归教育，再识教育，遵从规律办好教育。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自然也要“讲好中国高等教育的故事”，一所有所贡献的好大学恰恰就是能够善于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危机意识的大学。中国大学所处的国情、社情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大学都要复杂得多，发展中的旧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新问题已经接踵而至，新旧问题交织，使得大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倘若，当下我国的大学再不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再不反思历史留下的教训，就难以从已经发生深刻改变的世界中发现新的机遇，赢得主动权。

    好大学的特征远不止上述10项，好大学是立体的，是从里到外的，是从文化到制度的，是从教师到学生的，是从管理到服务的，是从盖房子到种树种花的，是从专业到课程的，是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典礼的，是从黑板到PPT的，是从咖啡厅到书店的，是从体育设施到植物园的，是从运动队到交响乐团的，是从校长到敲钟人的，是从厕所手纸到信封的，是从信封到无障碍道路的，是从通识课程到创新创业课程的，是从校训到队呼的，是从选址到盖房子的，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过去40年，阅读了许多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一本高等教育名著会出自于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之手，那是在告诉后人：办大学要有虔诚的“宗教精神”；大学的起源基于理念，大学的未来同样基于理念。中译本将纽曼的代表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译为《大学的理念》。如果今天叫我翻译这本书，一定会把该书的中文书名改为《大学的理想》，因为大学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国大学在硬件上与国外大学相比差距在缩小，钱已然不是建设“好”大学的首要问题。从经费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信心成为一流大学，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建立一流大学。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的判断。

（摘编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4期  作者：邬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