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伯克利之旅

    一、伯克利的历史与文化

    在美国过去150年的历史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扮演了领头羊角色，在美国大学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伯克利分校历史

    1866年，私立加利福尼亚学院与州立的“农业、矿业和机械学院”合并，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这是加州第一所全日制公立大学。为了纪念伟大的哲学家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学校董事们提议将校名中加入Berkeley，这就是伯克利分校与伯克利城市名字的由来。

    伯克利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根据当时美国教育委员会向2000余名学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伯克利大学被评定拥有的顶尖学科（院系）数量位居全美第二，仅次于哈佛。其二，1931年伯克利校园后山上建立了“加州大学放射实验室”，主要用于粒子回旋加速研究。劳伦斯就是在这里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该实验室参与了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从此奠定了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但伯克利作为一所现代一流大学，真正为世界所熟知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时期。伯克利学生面对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首先组织起来，抗议越南战争。同时要求在大学管理方面，让学生有更广泛的参与权。正是因为这次抗议使得伯克利变得全球知名，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变革的策源地之一，改变了几代人对政治和道德的看法。

    （二）伯克利校园印象

    2002年9月1日，我带着旅游者的心态，边看风景边问路，走着走着就进入了校园。校园有“震撼的景色、温和的空气，庄严屹立的老橡树，青翠环绕的常青树丛”，让人赏心悦目。伯克利校园与国外许多大学一样，有的地方有围墙，有的地方没有围墙。伯克利校园的地标性建筑是“萨瑟钟楼”，建于1914年，属于哥特式建筑，高307英尺，是世界上第三高的钟楼。仰望整座钟楼细长挺拔直冲云霄，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望见。抽空登钟楼，也就成了一种放松和体育运动。这是我第一次对大学钟楼有了感觉，第一次知道了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地标建筑，钟楼是一所大学文化命脉的历史见证。

    （三）伯克利校园文化

    一所好大学的文化是全方位的，体育是文化，建筑是文化，图书馆是文化，校色是文化。我了解到伯克利体育之强大足以与许多国家“抗衡”，才得出了“一流大学的体育强可敌国”这一判断。在中国近代大学中，对一流大学与体育关系的解读，理解最深刻的就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先生，他那句“不懂体育的人不宜当（大学）校长”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关于图书馆文化，以伯克利图书馆为例。该图书馆是美国第四大图书馆，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在公立大学图书馆中排名第一，藏书超过1000万卷，涉及89000个种类。其中，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马克·吐温作品和手稿的主要图书馆。

    再以伯克利校色为例。美国的大学都有代表自己学校的颜色，称之为“校色”或学校代表色，伯克利的校色是金色和蓝色。校色在体育比赛中的用途最大。此外，大学的标准字体、校徽、校旗等颜色通常也以校色为主；学校的网站，毕业典礼时礼堂的布置，校园的装饰，也经常使用校色为主色调。

    （四）跨学科研究中心

    这些研究中心与传统的院系并行，直接由学校管理，科研经费由研究人员自筹，研究人员主要由合同制的研究者与校内教师组成。我曾经访问过伯克利跨学科研究院——BANATO ISTITUTE。该院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平台，由负责科研的副教务长直接负责，主要从事环境、能源、水资源等跨学科研究。跨学科团队由教授自由组合，向学校申请。凡是想进入的教授，必须有跨学科研究项目；如果没有，必须向学校申请跨学科研究基金。可见，一流大学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跨学科阶段。但目前国内大学配置办公和研究条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学院建制进行。

    二、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在伯克利，最大收获是结识了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教授。特罗教授是国际上最早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开展研究的学者，被公认为第一位描述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并向普及化过渡的学者。他曾担任高教中心主任12年，汇集了美国一批研究高等教育的著名学者，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s）、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等，打造了高教中心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界的辉煌。

    通过与特罗教授的多次交流，我逐渐理解了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真实含义，也发现了国内对该理论在认识上的偏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这个问题上，特罗教授一再向我强调这一理论只是一个“预警理论”，不是一个目标理论。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他的“预警”所言中，甚至其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预警”的范围。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众化理论在体系上有多大的缺陷，也无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遇到了多少被他言中的困境，对于如今有幸能进入大学的适龄青年来说，大众化理论和实践都是一个福祉。

    如果今天我们重新解读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一直处在大众化的“误读”中。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特罗在考察美国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时，美国的人口只有2亿多。1972年美国的人口也不过2.12亿，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美之间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指标划分，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法。一方面，两国之间的人口规模不对等，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六倍；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产业发展阶段与就业结构需求也不对等，套用特罗的三个量的指标，实际上是用基于2亿人口规模得出的结论指导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大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埋下难以预知的“隐忧”。

    在今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年就要进入特罗确定的普及化指标，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应该学习特罗教授的不是他对教育规模的具体量化指标，而是他解决本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这不仅对我国应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有重大的意义，也对解决大众化的“遗留”问题有重大意义。

    当我们把大众化教育仅仅理解为是多数人的教育，精英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这种认识十分肤浅。从量的角度看大众化的划分，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也不适用于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对高等教育“量”的过度关注是没有意义，然而现在仍有人沉迷于漂亮的“数量”增长。“量”只是“大众化教育”的一个特征，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判断标准，就是本末倒置的黑色幽默。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曲线，尚未经历过精英教育的积淀，就在快速提升数量，从而导致精英教育的内核还未来得及形成，就不断被冲刷、稀释。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能否补上精英教育的课？还是我们已经积重难返，永远错失了机会？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要发起高等教育“质量革命”？但愿这是我的多虑，但愿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摘编自《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5期  作者：邬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