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走近哈佛 世界一流大学的治校文化
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以来，我就开始关注哈佛大学，多数以“访客”或“访谈”的身份走近哈佛，但多年的关注和积累，对于哈佛的印象也越来越清晰。
一、识读哈佛
1987年是我第一次关注到哈佛大学，当时学者赵一凡在《读书》杂志（1987年第一期）上发表“哈佛教育思想考察——兼评鲍克校长《超越象牙塔》”一文，记录了哈佛大学三百五十周年校庆上“两个总统之战”的新闻。“哈佛校长和美国总统在英文里都称President，里根总统（Ronald Wilson Reagan）要求获得哈佛荣誉方帽的暗示发出之后，时任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毫不客气地向报界宣布，他无意奉承‘另一位总统’的虚荣。一时间造成知识界领袖同政府首脑的对垒局面，最终居然以堂堂美国总统铩羽而告终”。“两个总统之战”颠覆了我的认知。尽管博克校长的举动实属空前，但也绝非怪诞离谱。哈佛对社会责任感及坚持的思想原则会驱使任何一位校长做出类似的决定。博克校长在其著作《超越象牙塔》中提出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便是哈佛立校治学的根本，也是其捍卫自身权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准则。由此可见，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具有健全的自我意识和强烈责任心的、具有相对“定力”的场所，不仅能够促进科学与文化的繁荣进步，更要紧的是它能以自身的稳定和自尊去校正社会的一时偏向，掣肘其它利益的“盲动”。
第一次走进哈佛，是2003年二月份，大学同班同学刘玉祥博士，当时任圣约翰大学的院校研究中心主任，带我游览了哈佛等大学校园，参观了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没想到，此次之行，还促成了厦大开设游泳课。
1912春，年轻的藏书家也是哈佛毕业生的哈利·怀德纳（Harry Widener）和父母搭乘首次航行的“泰坦尼克号”前往伦敦，购买书籍。然而最终只有怀德纳夫人回到了美国。为了纪念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丧生的儿子，怀德纳夫人将哈利·怀德纳生前收藏的约3300卷珍贵书籍捐给哈佛大学，成立了怀德纳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门前有27级台阶。这个数字是为了纪念怀德纳，他正是在27岁的年华，随泰坦尼克号长眠于海底。怀德纳夫人相信如果儿子会游泳，或许尚能生还，所以她期望哈佛的学生都能够学会游泳。这便是哈佛重视游泳课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游泳课也已经是厦大的必修课。厦大是因为地处海边，加之东南地区多雨，为了防止本该绽放的生命被水夺走，学校强制性地要求本科生必须学习游泳，否则无法顺利毕业。从根本上来看，游泳课的开设都体现了两所学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二、哈佛的校长们
哈佛大学的成功，得益于一批大学校长。在哈佛大学383年的办学历史中共诞生了29任校长，平均每位校长任期13.2年。其中开先河创举的校长不在少数。
1848年，在那个种族歧视尤为严重的年代，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校长招收了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学生，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招收黑人学生的校长，这为教育公平的推进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1868年，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校长，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提倡选修制，力求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培养过程；设立入学考试，提高入学标准，面向世界范围招生；开展研究生教育，倡导学术自由。他用40年的时间将一所传统学院发展为世界顶尖大学，是美国现代大学的缔造者。后继者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校长领导哈佛的多项改革（推进教育公平、重塑本科教育、调整组织结构、开辟经费来源等）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几乎可以与之比肩。其《走出象牙塔》（Beyond the Ivory Tower）、《美国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回归大学之道》（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等著作，依然是今天高等教育学专业学生所必须研读的经典书目。
哈佛成就卓著的校长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任期较长。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其更替关乎着大学的命运。根据组织理论的观点，当组织结构确定后，个人对组织的行动及其成果具有关键的作用，大学也服从这一规则，正所谓“观其校长，知其学校”。大学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足够长的任期是确保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促进学校长期发展的基础。
三、哈佛的办学文化
我对哈佛的真正认识要从结识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开始，宋教授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与宋教授的交流，成了我深入了解哈佛的重要窗口。归纳起来，哈佛的办学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哈佛本科教育文化
联合授课在哈佛本科教育十分普遍，约占总课程的1/3。该教学模式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联合授课”（几位教师同上一门课）的课堂教学变革，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哈佛的本科教育文化，实质是一种教与学的文化，师生的交互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而非制度的约束，折射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理念。
（二）哈佛的通识教育文化
纵览哈佛大学六次重大课程改革，可以发现二战后，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主要是围绕通识教育课程展开。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共进行了六次大的本科课程改革：1869年，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明确支持德国选修制，主张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自由选修制终于在哈佛大学得以推行；1909年，校长洛厄尔（Abbott Lowell）推行“集中分配制”和“核心课程制”，哈佛将德国的选修制与英国的导师制结合起来；1945年，校长科南特（James Conant）任命了一个12人的专门委员会筹划哈佛本科教育，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了新的设计；1978年，校长博克（Derek Bok，）执校期间，委任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主导了第二轮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建立了“核心课程”体系；1997年，尼尔校长（Neil Rudenstine，）对近15年来哈佛的核心课程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2002年，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委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科比（William Kirby）启动了1978年后规模最大的本科生课程改革，2007年发布《通识教育任务报告》，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取代原有的核心课程，这是哈佛人才培养的一次“颠覆性”改革。2012年，时任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开启了宋教授说的第六次（通识）课程教育改革。
（三）哈佛管理的服务文化
管理的服务文化主要是指教学、科研人员以外的各种辅助人员，包括学校层面的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宋教授说，刚到哈佛大学工作不久，就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的用餐邀请。他想了解宋教授做什么研究，需要哪些书？宋教授补充道：“我们给馆长提供的购书信息，其实也是对图书馆的‘精准服务’，这会提高他们的购书效益。”
在哈佛大学，对应“学术”的“行政”特征逐渐弱化，取而代之地是“服务”，这颠覆了人们认知中的“学术”、“行政”二元论。哈佛大学的“学术”与“行政”关系已达到最高境界，即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哈佛校长们的“遗产”文化
悉数艾略特校长的前任，起初都是教士出身，后来不少校长又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他们留给哈佛的“遗产”多是基础设施和硬件方面，是一种“物”的层面。但从哈佛近15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艾略特校长上任以来，成为哈佛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许多学者认为是哈佛进入内涵式发展的“元年”，150年间哈佛的“成名史”都是在围绕教学、课程和人才培养改革展开，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种“非物质”的遗产。
（五）哈佛大学的捐赠文化
哈佛大学诞生于约翰·哈佛捐赠的图书及一半的房产，当时约合780英镑。2018年，哈佛捐赠基金高达383亿美元，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大学的最大金库。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是专用且永久的资金来源。捐赠基金支持大学运作的各个方面，最大的两个类别是教师的薪水和为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及奖学金。
为什么说捐赠已经成为哈佛的一种文化呢？其实，除了校友、公司等机构有支持大学办学的自觉外，哈佛规范科学的捐赠基金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佛大学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是哈佛大学的一家非营利性全资子公司，其使命便是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捐赠基金，促使基金的增长，以支持大学的长期发展。
（六）哈佛教授的“夫人文化”（沙龙文化）
之所以叫“夫人文化”，是因为早期哈佛大学教授的地位很高，夫人们的地位也随之见涨。她们大都不上班，每逢“读书会”，夫人们都会亲力亲为，准备茶点、招待来宾。在交谈中，我们无法考证哈佛“沙龙文化”从何诞生，但我们发现沙龙对学者充满着强烈的吸引力。“读书会”开放而包容，面向所有人，以书会友、以文沁心，学者们可以自由参与、自由讨论、自由发表见解，甚至还可以激烈地交锋与争论。哈佛的沙龙传统释放着强烈的公共性，以思想团结大众，这无疑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的“梦寐之地”。即便这些沙龙都是教授们的“个人行为”，也会得到哈佛大学管理者的支持。
哈佛大学走过了近400年，过去100年是哈佛腾飞的阶段，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也恰是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美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其一流大学的形成，而美国一流大学也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和技术的支持。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媒体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我国经济上的繁荣，却还未带来一流大学的整体繁荣，或者说我国现在的一流大学还没有为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做好充分准备，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值得亟待重视的问题。
（摘编自《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6期 作者：邬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