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须走出历史惯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若干重大领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完全回应社会期待，“钱学森之问”就是一个明证。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高校的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短板。
一、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已成为“短板”
过去三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内六所“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教育部评估中心对这一轮“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采取了一项新举措，即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这些外国学者大部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外国专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我国一流大学的审核评估。在深入考察和评估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我国“985工程”高校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其条件之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然而，当这些外国学者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调阅各种教学文件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教学手段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最为突出是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跨学科程度弱、国际化程度低。
另一个足以引起深思的，是外国专家对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观察。2016年在对某大学评估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校长在听了几节课后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一流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如此缺乏。她认为大学课堂教学有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安静”（silence），即课堂上很安静，学生不发言；第二重境界是“回答”（answer），即老师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们只回答对或不对，是或不是；第三重境界是“对话”（dialogue），即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互动；第四重境界是“批判”（critical），即学生会对老师的讲授内容提出质疑；第五重境界是“辩论”（debate），即学生与老师互相反驳。虽然在审核评估专家听课时，课堂的教学效果比平常好，但显然与外国学者希望看到的还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众多，这些外国学者也给出了部分答案：即我国的一流大学对科研的重视远远超过教学，普遍没有感觉到人才培养的压力，也没有深刻体验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学者们普遍建议：在中国一流大学的硬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必须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引领作用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所卓越的大学。
二、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许多称谓和制度设计都来自苏联，例如专业、教学计划、教研室制度等。不仅仅在称谓方面，在对外交流中，很多高校在自我介绍时，常会亮家底似地提到学校有多少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这种介绍方式有时会让国外专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此种现象既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有关，也与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解和认识有关。但其中，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和惯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眸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可以说，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们熟知的高校组织架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工作量制度、教学编制等众多最为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深处，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一是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二是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当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式模式和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就会显得与现实有诸多不适，这些不适需要从源头上进行反思：
其一，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反思。在我国强调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提倡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面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匹配度不断下降的现实，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强调专业与就业的对口？还是说需要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问题，调整与改革专门化教育的目标与模式。
其二，关于专业体系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体系是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个“横断面”，需要从不断变动的学科知识体系中，截取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组成专业。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推动下，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的强劲需求已经对传统专业模式提出挑战。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固守某些传统，还是回归学科专业之本来面目？
其三，关于教学过程的反思。今天学生学习需求与知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传统以知识导向的传授方式已经暴露出它天生的缺陷。今天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能力标准，一种尽快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增值的价值观。这种转变，需要大学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帮助，需要整个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转移到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上。
其四，大学组织体系的反思。基于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我国高校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建立了学校—系—专业—教研室为基本框架的教学组织体系。但这一体系在强化科研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功能遭到弱化，大量新型的科研组织不断涌现，使得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异常复杂，甚至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组织正在遭到不断“撕裂”，新型教学组织的建立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回归大学本原，从最根基上建设现代大学教学组织和制度，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基本价值判断。
三、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
辩证地讲，苏联模式给我国大学教育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例如教研室制度、实习制度等等。所以跳出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抛弃一些优良传统，相反，我们更希望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这些历史惯性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追溯历史，不难看出，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也一直倡导“洋为中用”，但在国家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大学更多是采用是一边倒的全盘接收。殊不知，当年学习苏联是因为冷战格局的驱使，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产物。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一流大学对世界的高等教育影响不仅仅在科研方面，更能体现引领世界潮流的，往往是教育制度创新。其中典型的如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哈佛大学的选课制、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比之下，我国自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以来，科学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且收到了显著效果，但人才培养似乎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仅从当前国内一流大学招聘人才的要求来看，几乎都聚焦在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身上，尽管人们也在反思一味追求“洋标准”的负面影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流大学对自身人才培养的不满意，或者说不够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一定要大学走出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高等教育战线不仅要自我觉醒，意识到自身的软肋和不足，还要意识到要培养引领世界的人才就必须跳出原有的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
总之一句话：大学必须守住人才培养这个根。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