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专业与本科教育“通”和“专”定位的迷局

相对于中学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本科教育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迷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专业教育的口径应宽抑或窄、本科教育是否需要凸显就业与职业属性等，诸如此类的讨论绵延不绝。

一、“尴尬”处境下的本科专业定位

本科教育历来处在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尴尬层次：与职业和技术类院校相比，它的理论性强实践性弱，而相较研究生层次，它的专业化程度明显不足，它强调与社会职业分工结构耦合的应用性，却与大学天然的学科取向和学术品质追求相去甚远。这也导致在本科专业的定位上，产生过学术性与应用性的争议。鉴于此，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考雷（W.H.Cowley）给予本科教育的专业训练以三种定位：第一，无任何职业考虑的类别，如历史、经济学、化学等，仅为知识而求知的学科专业化；第二，为进一步深造而获得高层次专门职业（如律师、医生以及学术工作）作准备的类别；第三，为直接就业作准备的类别，如工程、家政、商业、体育等。考雷的简单分类，实际上是从学生的个人意图与未来生涯规划角度提出的针对性专业化策略，虽多少带有实用主义的意味，但至少为宽泛地理解当下语境中的本科专业带来启发，即我们不妨将其宽泛地理解为：基于学生志趣与未来职业发展需求、由院校设计和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旨在增进学生特定领域知识和专长的教育项目和方案。

二、可雇佣能力与本科专业教育定位

本科专业的生成与演变大概有两个进路，一是知识分门别类后的学科专业化，二是满足外部社会需求、具有应用取向的实践项目理论化和专业化。两者方向不同，但如今都试图兼顾学术与应用。然而所谓兼顾在理论上可能成立，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如今对以学科安身立命的大学院系与教师而言，毫无疑问更青睐专业的理论品质与学术品位，即学科或学术取向。但对如今更关注个人发展、就业与职业发展的本科生而言，则更看重个人偏好与兴趣、专业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市场认可的可雇佣能力。

2020年美国Best Colleges网站对大学本科毕业人群展开调查，在学校所给予的最大收益方面，排序最高为可迁移能力的软技艺（soft skill，40%），其次为大学阅历与体验（22%），而与STEM相关的硬技艺仅处于第三位（17%）。在专业设置与教育弹性相对较强的美国，大学专业教育在满足学生需求上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将其纳入职业生涯角度来审视，有逐渐淡化专业相关硬技艺的倾向。这种令人错愕的结论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微妙机制？围绕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领域颇为盛行的可雇佣能力作分析，有助于对大学本科专业及其教育的深度理解。

麦奎德（R.Mc Quaid）等人认为，可雇佣能力是一个整体能力框架，其核心为“一个获得工作，维持或者更换工作的能力”。由于可雇佣能力主要发生于工作过程与场所，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以学历或行业证书为能力鉴别的简单信号指认与识别限制，转而在大学教育与雇佣者需求之间建立直接关联。因此，它势必对既往专业的学科化取向带来冲击。

泰森（W.Tyson）提出，可雇佣能力包括三个维度：学术性、技术性与职业性技艺。学术性技艺是指与数学、科学以及相关领域的能力；技术性技艺包括在不同工作情景中完成工作任务所需求的独特知识，它通常需要相关机构的认证；而职业性的技艺则是最一般性的可雇佣能力，为非认知性软技艺，譬如领导力、管理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泰森认为，由于技术创新进程加快，技术性技艺很容易被快速淘汰，因而雇主越来越重视非认知性能力。因此，带有特定领域技能与技术取向的专业教育，如果培养的能力很容易过时，那究竟该如何为其定位？如果职业性能力更多来自职场，高校是否有必要强调与劳动力市场职业需求的相关性乃至匹配度，以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

三、关于本科专业与工作的匹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可雇佣能力是贯穿职业生涯全程的能力，这些能力绝非仅来自大学，它部分可追溯至早年间家庭、学校及社会的教育，有更多的是在应对具体工作情境与任务中获得能力。因此，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生职业生涯乃至生命中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对个体的职业生涯而言是关键的准备期。如何作好准备以满足社会宽泛意义上的可雇佣能力要求，其关联的话题就是本科教育究竟应该“通”还是“专”、博还是深，专业口径宽还是窄的老问题。

所谓专业不对口，即本科毕业生所修专业与从事的职业之间不匹配的状态。美国联邦教育统计中心2014年对毕业一年后本科学位拥有者的追踪调查，在拥有全职工作的人群中，工作与专业高度相关的比例仅为50%，教育与医学领域的比例最高，达到80%以上，其次为计算机和工程两大领域，为60%左右，最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仅为20%和23%。美联储经济学家亚伯（J.R.Abel）等人2014年挖掘分析美国社会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ry，ACS）的数据，发现美国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工作直接关联的比例仅为27.3%。

对于专业与工作的关联度，常识性理解就是学用一致的程度，通常学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层面。然而专业与工作的关联度高是否意味着可雇佣能力具有优势，显然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如今知识更新与技术换代的周期愈来愈短，职业的技能需求愈加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中，以专业对口作为本科人才培养方向与质量评判依据既不足取也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毕业生与雇主对软技艺的重视以及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们的不同诉求，便是有力证据。

当然，这并非要完全否定本科专业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联。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基本认识：本科教育不仅以专业教育为学生提供早期的职业准备，更重要的是它以适当开放的教育为学生应对职业环境变迁、工作调整乃至人生境遇变化作好长期准备。专业教育也未必一定指向特定职业，而是能为学生适应相对弥散和变动不居的工作世界、拥有更大选择空间创造条件。

四、“通”与“专”的选择及其收益

在规模愈加庞大、文凭贬值和就业压力加大的环境中，究竟是重实践应用还是理论素养、是强调博雅还是专深，本科教育的定位往往游移不定。

美国本科教育的特有模式为通识教育+（准）专业教育培养体系。该模式通常要求本科生先接受1-2年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然后选择主修专业，并以辅修为学生的其他诉求提供机会。与其相反的是，英国大多本科专业体现专精教育取向，本科三年的课程体系基本兼顾特定学科与关联学科知识结构的完整性。但是，美国由广泛意义上的“通”到“专”与英国相对聚焦的“专”，孰优孰劣并没有答案。“通”可满足人格完整的全人教育，为分门别类化后的人才培养奠定共同的知识和文化基础，从职业准备及生涯发展角度看，可增强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专”可为毕业生在特定领域的学术追求与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根基。

事实上，如果纯粹从经济和功用角度出发，我们不难获得专业口径与收益相关的证据。美国学者韦伯（D.A.Webber）结合长期毕业生追踪调查数据发现：第一，仅就收入而言，理工科毕业生无论近期还是长期收益都拥有相对优势；第二，专业与工作高度相关（如教育专业），不一定会带来收入优势；第三，“通”虽然可增加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但未必能转化为可售的人力资本，即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不过对以经济回报作为评判尺度，也有很大争议，它涉及不同专业的工作满意度乃至整个职业生涯与生活的满意度。如2015年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对不同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调查表明，人文与社会科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与成就感并不低于工科毕业生。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即便是为就业而准备和重视可雇佣能力的本科教育，也不能简单地把个人经济收益视为可雇佣能力的体现。正如汤姆林森（M.Tomlinson）针对人们对可雇佣能力的理解偏差指出的，把毕业生的可雇佣能力视为单一的适应工作性质变化以及满足知识经济的需要，过于重视其人力资本价值，实际上是强化了高等教育与经济间的铰接式关系。因此，对可雇佣能力的理解，需要考虑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的高等教育机构性质和微观的个人文化背景等不同层次。这就需要我们适当超越个人技艺以及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反思和澄清本科教育的目的。

五、总结

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的优势，在于赋予个体应对职业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职业生涯的后发优势；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优势，在于能培养学生于特定行业及相关领域岗位调整的能力；至于口径相对偏窄尤其还具有应用与实践取向的专业教育，在理论、知识与技艺符合劳动力市场即时需求的前提下，它可能具有就业优势。简言之，通与专、宽与窄的抉择，其实就是关注近期就业困境还是未来职业发展、看重个体收益还是社会乃至人类共同福祉的得失权衡。现实中往往是兼顾近期与长远以及各方利益诉求的妥协。因此，本科教育需要考虑的或许并非如何与当下劳动力市场完全对接以及偏重精深的专业教育，而应是如何为毕业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多样化追求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阎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