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教育的真理想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博学的人，而是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

    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谈话中无论讲到什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要见闻广博，要收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

    所以，有教养的人是一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这叫做鉴赏力，有鉴赏力便有风雅。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政治学等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但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非常难得的美德。

    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目的，好像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就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

    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为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理由是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像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

    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避免。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一个愚蠢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须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

     我觉得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摘编自明教育微信公众号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