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反思和展望
一、教育质量滑坡是一个伪命题
1999年之前，包括高等教育理论家在内的许多人士，认为中国的高校数量需要快速增长，否则至少不能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经济发展了，国力势必要增强，但是国力的增强不能仅靠经济数量的增长。要提高综合国力，还需要教育的支持，因此中央提出要科教兴国。第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需求也相应提高，家长们尤其重视孩子教育问题。所以，当时提出要尽快增加大学生数量。
此外，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高校增收大学生也是在发展经济”。大学办起来，学校周围就繁华了，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就业。所以，国家当即决定增招47%，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1999年全国扩招47%，第二年增加了30%多，后来一直在扩招，但是发展太快了，一系列矛盾也就出来了。2002-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开始就业，严峻的就业压力显现了。直至2006年，由于政府的干预，严格规定招生人数，才相对控制了增长率。然而此时大学本专科学生，已经增长了510%。它所导致的问题是，学生的增长速度与教育资源的增长量不相匹配。其中突出体现在师资方面，师资虽然有了增长，但是师生比却是屡创新低；同时，新教师缺乏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足够的教书育人的意识，影响了教学质量。
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已经成为政府的决策。只是在速度上，我们应该“适度超前”，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适度超前就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稍微超前。为什么必须“适度”？因为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那么，为什么必须稍微超前？因为教育的周期较长，培养人才是为经济服务的。可惜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适度超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或者说数量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指标，但是这项指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数量增长了，包括培养目标、办学形式、办学规模在内的管理体制，才会随之发生变化。而现在的问题是，高校数量增长了，人们的观念、管理的模式和方式还没有改变。
在精英教育时期，受高等教育是特权；在大众化教育时期，受高等教育是权利；如果到普及教育时期，受高等教育就是义务。所谓大众化，就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的人，现在不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思想还没有根本转变。当然，目前的大学办学模式也不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大众化时期，主要应该培养的是应用型而不是精英型的人才。而今天大学的办学基本没有脱离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模式，专业设置、教学方法都是传统的。用这套传统的模式，去培养既会理论知识又会动手的人才，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的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思想都要尽快转型，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教育。
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方面，整体质量下降，不等于每一个部分都下降。比如说，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毕业生相比，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计算机知识也有了很大进步。另外，现在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明显变强了。另一方面，如果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当作一个命题，这里还包含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真命题是学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假命题就是人们用传统的质量评价标准来打量应用型学校的学生，于是什么都看不惯。
诚然，高等教育必须要改革，要改革就有问题，改革就是要解决问题，才能前进。所以，对教育滑坡这个提法，我不赞成。虽然高等教育质量总体有所下降，高等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可也有成绩。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要面对现实，敢于承认问题，更要敢于解决问题，创新理论，以更好地为高等教育服务。
二、必须保护大学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这是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研究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还需要数以千万计的专业型的、应用型的、职业型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所以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既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精英教育与高等教育并非两个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阶段仅仅是指数量的增加，其中仍然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教育，不过两者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提高。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不能缺少。
但是精英教育机构不应当来承担大众化的任务。理论上，精英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理论型、学术型的人才，理论基础比较宽厚，并在宽的基础上有所专，从而使之成为创新拔尖人才；大众化高等教育培养的是实用型、职业型技术人才，重职业技术技能，从而使之成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有一定技术的专门人才。大众化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全不同于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很可能成为“压缩型的精英教育”，是不合适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精英教育机构一般也不承担大众化教育的任务，而且这些高校规模都不大，像美国加州理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人数都不多。
更重要的是，我国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从1999年到2002年，累计扩招196%，带来了巨大的教学资源的压力。而精英教育机构如果继续承担大众化的任务，大办高职高专，从长远看，无论对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都是弊大于利。首先，精英教育机构并不能适应办大众化教育的需要。其仪器设备、实习基地并不适应高职高专的需求，特别是师资不适应高职高专的教学。更重要的是，普通高校的教学思想不适应，他们会不自觉地按理论型的模式来培养高职生，这实际上都是违背高职高专教学规律的。其次，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冲击的就是原来的精英大学。这些精英大学一旦承担繁重的大众化任务，势必办学力量分散，教育资源分散，进而势必会导致精英教育质量下降。近年来，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事实令人担忧。因此，近年来我提出必须保护精英大学。
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落实到那些扩招后新办的学校头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却是单一的。单一化的高等教育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的大学生学非所用，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日趋严重。
出现这样的问题，除了传统的重学术轻职业的思想没有转变，也跟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分类标准有关。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的国际分类标准，我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少量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的科学家；一类是大量的专业性、应用型的大学或者学院，培养有宽厚理论的不同层次的工程师、经济师、律师等；还有一类是更大量的职业性、技能型的高职院校，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每类高校都可以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特色，成为国内知名、国际有影响力的高校。因此，重要的是各类高校要有定位，要有各自的社会适应面。
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高等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因噎废食，我们更不应该无所作为。一方面，我们要控制扩招规模，高校学生增长率要降低。尤其重要的是，国家要把不足的教育资源都补充上来。另一方面，我们要克服一个观念：“一提到民办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人们脑袋里就冒出一个是公的，一个是私的”。大众化的任务要放在地方大学，放在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高等教育大众化还要依靠多种多样的办学模式，比如网络教学，包括行之有效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而不是去冲击精英教育。
评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挥棒。评估是好事，但是现在评估的做法确实需要改进，评估也应该分类，要多样化，个性化，因材施“评”。评估以外，还可以开展自我评估或者个性化评估，这样才有自我发展的动力。须知，一流大学绝对不是评估评出来的，一流大学更不是排行榜排出来的。
（摘编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微信公众号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