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慢半拍”与“新机遇”

    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改革进程相比，我国大学改革的进程总是“慢半拍”，如学分制、绩点制、导师制、书院制、跨学科、大众化和普及化……这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短暂的历史所决定的。西方大学的历史近千年，我国大学的历史只有130余年，再加上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比我国早了几百年，作为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实在不足为奇，这是由历史和发展阶段造成的“时间差”。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各国高等教育“同步”起跑，这是人工智能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新机遇。

    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时代机遇。在这前所未有的“同频共振”面前，既然我们承认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那么，用“颠覆性”的手段和方式来应对则是大势所趋。以往应对社会挑战的手段和方式都已经成了“过去时”。例如，用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做法、用应对工业化时代的做法应对人工智能，显然时过境迁，因为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正在超越以往的任何时代。

    虽然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同一时间节点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看起来历史上的“时间差”不复存在了，但要承认，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属于“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属于“自动步入”。因为西方国家是人工智能的“引领者”，我国目前还只是“接受者”，只是这次与历史相比，“时间差”明显缩短了。人工智能产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处在深刻反思之中，各种“理念式”的解读纷纷登场，多种改革举措频频出台。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毋庸置疑，但极度悲观的态度显然不合时宜。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需要启蒙。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史，缺乏思想启蒙一直是发展和改革中的“短板”，长期的“拿来主义”使我们形成了改革的路径依赖，长期的“专业教育”使我们形成了思维定式。例如，我们明知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却是在用传统的手段和方式进行“修补”。再如，谈了多年的交叉和跨学科建设，也跳不出用“专业教育”的思维解决跨学科的问题。

    为何深知改革方向是一个“不确定性时代”，仍以“确定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改革？其根源就在于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习惯“穿旧鞋走新路”，用过去的经验解决今天的问题，用工业化的思维驾驭人工智能的未来。从目前的学科和专业调整来看，似乎减少一些与人工智能不相关或增加一些相关的学科与专业，就是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了，这显然是被过去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所羁绊。

    后发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依靠“舶来品”既是捷径，也是唯一的路径，但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如果再以“舶来”的方式与西方大学竞争，只会拉大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经过四十余年发展，我国实在难得在人工智能面前与西方“同频共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面向未来的大国高等教育改革已没有“作业”可抄，只能独立完成。如果还抱有幻想，采用“穿新鞋，走老路”或“穿旧鞋，走新路”的方式，都无法应对挑战，只能“穿新鞋，走新路”。人工智能正在赋予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的难得机遇，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历史机遇。

（摘编自《高等教育理科教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