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在一个学制100年没有变的国度,教育应该走向何方?
一、千百年来学习内容的变化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学生千百年来学习内容的变化。人类早期的教育都是在家庭中、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的。学什么内容,基本是父母说了算,父母让孩子学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孩子在生活中进行学习。在我国西周时期,为了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开始了最初的专门化教育。为了培养统治阶层,他们需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科举制度产生之后,教育内容围绕科举展开。朝廷考什么,学生就学习什么,私塾就教什么。在这里,我顺便多说几句“四书五经”是怎么成为学习内容的。所谓“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五经”,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开始,只有五经,没有“四书”。四书的教科书地位,是宋朝理学家朱熹奠定的。在此之前,虽然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五经的经典地位,但在当时的社会上,各种思想都有,佛学、道学也有很多粉丝,最重要的是,当时做官并不通过考试,而是通过举孝廉,推荐孝顺廉洁的读书人做官。这种情况下,“四书”就不是读书人必修的内容。元朝时期,他们直接将“四书”定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由此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说: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安徽桐城“六尺巷”的主人公清朝父子宰相中的父亲张英,在给儿孙的书信中,嘱咐晚辈尽量不要看诗,更不要在时文上下功夫,一定要集中精力读“四书”,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以举业为重”,科举考什么,你们就学什么。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救亡图存,晚清学生可能还要继续学习四书五经。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0年后,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晚清皇帝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推进实用之学。次年,废除历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全部停止,颁发各种教科书,全国上下各处遍设蒙小学堂。为了工业时代机器化生产的需要,读写算的能力成了教育很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近40年,教育内容总体上跟着考试指挥棒起舞,考什么学什么,考得多学得多。我们的学制100年没有变,但是,学习内容100年来急剧增多,难度系数也越来越大。
二、人工智能时代,内容的减法是时代的需要
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的时代,社会呈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减少我们的课程内容、教材内容、教育内容。
第一,社会信息化。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爆炸,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新知识不断涌现。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内容,跟不上新知识的增长速度。
第二,教育资源泛在化,学校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场所。随时、随地,线上、线下,人人、处处都可以获得知识。美国也好,我国台湾地区也好,都出台了“在家学习”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网络通过各种教育手段,美国现在有两三百万在家学习的儿童,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只不过他们还需要在学校办一个“户口”,保留名义上的学籍。
第三,职业流动化,在校学习内容无法满足流动化的需要。一个职业干一辈子的时代过去了,新的职业不断出现一些行业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技术赋能化,使得记忆学习发生变化。未来人的学习、认知方式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通过认知外包,人的学习能力也会大大增强,传统的以记忆和再现知识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方法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第五,学习终身化,使得过去一次性完成的教育过时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这样一种刻板式的阶段式学习,与贯穿整个人生的未来式学习、连续性学习,是矛盾的。
第六,教育个性化,导致学校教育内容显得刻板、单调且乏味。未来将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满足不同人群的特色需要。在马斯克的AdAstra学校,课程就很个性化,除了少数基本的课程之外,他们会让学生接触和学习人工智能、火箭喷射器等方面的知识。学校的课程内容会每年翻新,学生甚至可以自己决定课程内容同时,学校还会邀请各界学者、专家到学校演讲,给学生们分享更多的知识。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孩子像这样选择个性化教育,我们怎么可能在课堂上教那么多的内容呢?
三、更少,但更好
教育内容如何做减法,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时间,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最大空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学一生有用的东西,的确是教育需要考虑的大问题。《精要主义》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研究。他从思考、行动和收获三个层面,剖析了非精要主义与精要主义的不同。
第一,思考的层面。精要主义:所有事,所有人。我必须做;一切都重要;怎样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精要主义:更少,但更好。我选择做;重要的只是少数;怎样权衡取舍?
第二,行动的层面。非精要主义:盲目地追求更多;对最紧迫的事情做出反应;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在最后一刻仓促执行。精要主义:自律地追求更少;停下来区分、辨别重要的事情;对非精要之事一律说不;为方便执行扫除障碍。
第三,收获的层面。非精要主义:生活不如意;承担太多任务,工作成了折磨;感到失控;不确定该做的事情是否已经做了;感到不知所措、筋疲力尽。精要主义:生活充满意义;精心挑选有价值的工作;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完成该做的事情;享受旅程的快乐。
思考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收获。因此,减法思维与精要主义的追求是相同的,即“更少,但更好”“更少,但更好”,不仅适用于教育内容的减法,也适用于整个教育的改革,乃至整个人生的规划。“更少”,指的是选择,指的是要学会说“不”,确保把最重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在教育上,我们就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童年,就要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更好”,指的是用心,指的是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在教育上,我们就要家、校、社齐心协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成长空间与发展土壤,让他们心灵自由、放飞想象,拓展生命的长宽高,成为更好的自己。
(摘编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微信公众号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