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 ：大学改革应高度重视通识教育

　　一、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

　　“十五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承担了巨大的历史性责任，面临着诸多紧迫且重要的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现了新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分类改革意味着不同学校的重新定位，学科专业设置的改革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而适时调整；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让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教育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正经历系统性变革，而劳动力市场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让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平添了几分焦虑……对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现实，进一步密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联系，自觉投身于时代发展大潮，积极主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然而，越是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时候，高等教育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恐怕越需要重新对某些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性反思，而通识教育则是这样的基本问题之一。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通识教育的议题总是高等教育回应时代要求与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节点中的“常客”，或者说是高等教育改革和转型中的标志性议题。

　　二、历史经验与现实案例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教育家、时任大学校长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倡导绅士教育和人文教育。进化论者赫胥黎则强调科学教育，认为传统的人文教育已经过时。两者的碰撞和交流，作为高等教育史上最经典、最核心的一场大辩论，其历史背景恰恰是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浪潮对人才需求和大学变革的挑战。他们的讨论和观点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回应了当时工业革命和科学发展对传统大学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通识教育的基本框架，推动了大学的改革发展。而在面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以及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科技进步与人文价值的巨大张力对大学的影响，英国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著名命题，直接回应这一时代困境。当时社会和文化领域日益激烈的思想冲突和分裂，特别是知识界以古典人文教育为背景的传统精英阶层与掌握现代科技的科学家群体之间互不理解、相互隔阂，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社会认知上的严重对立，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严重影响。斯诺认为，这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裂，不仅阻碍个体完整发展，更削弱国家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威胁自由社会的理性基础。这一论断直指工业化与科技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缺陷，成为推动文理融合与通识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当时哈佛大学关于通识教育的“红皮书”及其影响，也反映了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之间的关系。

　　无独有偶，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及其若干案例也反映了通识教育对大学改革的意义和功能。其中“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便是一个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1923年爆发的张君劢与丁文江“科玄论战”，正是在这一传统信仰危机、西方思潮涌入、救亡与启蒙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次文化论争。张君劢代表强调生命意志和精神价值的人文立场，认为人生观超越科学范畴；丁文江则代表信奉科学万能的科学派，主张以科学统摄人生观与社会改造。这场论战与大学的改革具有直接关系。它始发于清华大学，并很快演变成全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热点话题。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中关于“通才为本、专识为末”的论述，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对大学改革的要求。他主张大学教育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思想正是对当时国家危亡、教育功利化、人才结构失衡等多重时代困境的深刻回应，其本质是在国家危亡与教育功利化的夹缝中，坚守大学的本质和人才的长远价值。他反对将大学降格为职业训练所，主张以通识教育筑牢人格和思维根基，再以专业教育服务社会。这一理念至今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参照。

　　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各种新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兴起，也是大学改革对时代背景和要求的一种回应。当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单纯专业技能转向综合素养与价值观念并重。以往高等教育中学科和专业面向狭窄、轻人文、重科技、轻素质的弊端在当时日益凸显，部分大学生出现人文知识薄弱、价值观念模糊、社会责任感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科技快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也促使社会反思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失衡的现象，呼唤教育回归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层面，1998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单科性院校较多，文理工分家，专业设置过窄，单一的专业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突出，功利导向过重，忽视文化素质教育等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在回应时代需求、弥补教育短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多重背景下迅速兴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从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样，20世纪欧洲的通识教育在回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挑战中，以理念调整、课程重构、功能转向，持续回应时代挑战：它们从传统精英教养，转向强调人文精神、道德反思、批判思维，反思工具理性和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通过哲学、历史、社会理论课程，为战后民主制度重建提供价值支撑，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拒绝盲从的现代公民。通识教育以全人教养为依托，强调基础学科和人文素养，防止人被简化为技术工具，通过人文、社科、科学教育，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服务国家重建与现代工业社会运行。通识教育坚持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伦理判断、跨学科视野等不可替代的能力，强调人文价值和数字伦理、可持续发展，倡导平衡经济效率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反差。在服务国家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过程中，通识教育又不断反思和约束技术、市场与权力的过度扩张，成为欧洲现代社会稳定、文明延续的重要教育支柱。

　　三、人工智能的启示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为通识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典型的经验和案例，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面对新的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所暴露出来的内在矛盾，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知识发展可能具有的新特点。

　　虽然人工智能本身仍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但它的迅速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和客观影响，已经超越了单纯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领域，渗透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和公共话题。学术界对它的探讨和研究也日益深入，形成各种有见地的观点。根据学者穆斯塔法·苏莱曼的看法，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具有与以往技术浪潮不同的关键特征，即“它们本质上具有通用性，因此可以得到多元应用；它们具有超级进化性；它们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某些方面，它们还呈现出日益提升的自主性”。这些特征从整体上正在逐渐改变20世纪以来单纯以个体化、技术化、实证化为特征的知识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并且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要素，形成了如今的各类大模型和操作性软件、程序的知识基础和内在逻辑。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知识特点和结构，以及各类生成式大模型和客户端所具有的形式和内涵，已经逐渐超越传统知识形态的框架和边界，正在突破以往知识生成和发展的分类模式、集成方式，而且开始颠覆某些既定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等等。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具有某种工具的形态，也并不只是代理的角色，它正在改变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的存在形式，等等。同时，人工智能还逐渐地改变着人们反思自身的方式。质言之，人工智能将使现代知识获得某种新的存在方式、流动方式和发展方式，进而使通识教育和教育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

　　目前，对新时代通识教育提出系统的看法为时尚早，但可以预期的是，这种通识教育会超越个人主义，而具有更广泛的群体性；它会超越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结构，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的知识生态；它会超越知识存在与流动过程中的市场取向，而获得一种共有利益更大的公共性；它也会超越单纯实证性的评价标准，而生成一种思想性和体验性的价值取向，等等。可以预期的是，新的通识教育将赋予知识某种新的形态，让大学展现新的模样，并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战略性力量。

　　大学改革应该高度重视通识教育。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