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九诠：“文科”不等于“人文” 兼谈AGI时代的人文教育
“文科”描述的是教育制度中的一种分类安排，而非某种精神气质或价值取向的集合。更重要的是，文科的制度化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文性。台湾学者黄俊杰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辨析：我们必须辨别“人文知识”（humanistic knowledge）与“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的本质差异。人文知识是可以被传授、被记忆、被考核的，它是关于人类文明的信息积累；而人文精神则是一种对人的存在本身的关切，一种对意义的追问，一种对他者的同情与理解。这一区分，对于我们理解“人文不等于文科”至关重要。
一、文科不等于人文，正如理科不等于非人文
数千年科举制度所传授的，名义上是儒家经典，是“人文”的核心文本；但其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对人文精神的系统性压抑。它将《论语》《孟子》转化为科举的工具，将儒家对君子人格的理想异化为功名利禄的阶梯。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度下的“文科教育”，是以人文的名义实施的反人文教育，它不是在培养追问意义的人，而是在培养复制答案的机器与服从威权的工具。
在讨论人文教育时，有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重要命题值得单独提出：理工科，同样是人文教育的重要领域，甚至在某些维度上，是不可替代的人文教育场域。让我们想一想，当一个学生真正理解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的总熵值在不可逆地增加，所有的秩序都在向无序坠落——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命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人文命题，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在莫扎特的音乐中看到了与相对论同样的简洁与和谐。这不是一种修辞上的比附，而是一种深刻的洞察：伟大的科学与伟大的艺术，在最高层次上共享着对秩序、美与真理的同一种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理工科教育，本身就应当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一流的理工科教育，不仅传授知识与技能，更传递科学精神的人文维度。
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人文的想象力作为引擎；科学的革命，往往需要哲学的追问作为先导。AGI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当AI可以高效地处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当算法可以代替工程师完成许多例行的计算与设计，理工科学生最不可被替代的竞争力，恰恰不在于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而在于那种能够提出根本性问题、能够在跨领域中发现类比与联系、能够对技术的人文后果保持敏感的综合能力——而这些，正是人文教育的核心产出。
因此，呼唤理工科教育中的人文维度，不是要用文学课来装饰工程学院的课程表，而是要真正重建一种教育理念：科学不仅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更是人类理解自身、理解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一个完整的理工科教育，应当让学生不仅懂得“怎么做”，更懂得“为什么做”和“值不值得做”——而后面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是人文问题。
二、AGI时代新人文的可能形态
是否存在一种适应AGI时代的“新人文”？这种新人文，既不是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简单守旧，也不是对技术浪潮的无原则投降，而是硅基文明与碳基文明之间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化合。
（一）新人文的第一个维度：技术批判性
新人文不回避技术，而是正面进入技术，以人文的眼光审视技术的价值预设、权力结构与文化后果。这意味着，人文学者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素养，以便能够真正理解AI的运作逻辑；而技术工作者同样需要具备足够的人文意识，以便能够对自己的工作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这不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文理融合”，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在真正理解技术的基础上，坚守人的尊严、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立场，并以这一立场对技术发展的方向与边界发出追问。
（二）新人文的第二个维度：主体重建性
人文教育在AGI时代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帮助年轻人发展出一种“人机协作而不被人机替代”的主体意识。在AI越来越能够模拟人类表达的时代，“什么是真正属于人的”这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新人文的一个核心使命，是帮助人重新发现和确认那些AI无法替代的人类能力与价值：具身的感受，真实的相遇，在不确定性中的存在性选择，面对苦难与死亡时的意义建构。这些，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文问题。而正因为AI无法真正触碰这些维度，它们在AGI时代反而变得更加珍贵，更加需要被教育认真对待。
（三）新人文的第三个维度：跨界融合性
新人文拒绝学科的壁垒，拒绝“文科”与“理科”这种制度性划分所造成的认知封闭。这种跨界融合，不是学科拼盘，而是以根本性的人文问题为牵引，向一切可能提供洞见的知识领域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它不从学科出发，而从问题出发——不问“这个问题属于哪个系哪门学科”，而问“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文科与人文的区别，归根结底，就是知识的壳与精神的核之间的区别。剥开那层壳，我们才能真正触碰到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能够“总括”人类全部知识的AGI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最迫切也最深远的教育命题。
（摘编自《新课程评论》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