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有何“过人之处”
一、日本高等教育的两个现象
近二十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日本集中涌现。2001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一项数量目标：力争在未来五十年里使本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在此之前日本已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2001-2021年间，日本连续增加19位自然科学奖得主，获奖总人数已达28人。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缘来看，本科学历均是本国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几乎都是在本土获得，七所“旧制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和教师占了绝大多数，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三所大学占比高达70%以上，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几所大学。
通过对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经历的考察，不难发现日本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学群”功不可没。1877年，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暨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成立，二十年之后，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建立。20世纪初，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陆续成立，至此，日本最初的“五所帝国大学”已经形成。再加上1931年成立的大阪帝国大学，以及1939年成立的“最后的帝国大学”——名古屋大学，到二战结束前，日本本土的帝国大学发展到7所。从数量与速度来看，是量少且慢的，七所帝国大学前后历经60多年；但从办学质量来看，是水平很高且见效极快的。直到今天，这些“旧制帝国大学”仍支撑着日本科技界的半壁江山，并占据着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塔尖”。
在日本大学的实验室，几乎看不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实验设备，基本都是“Made in Japan”。其原因就是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实验设备，只有自己研发设备才能走到科学研究的前沿；研制出来的最新实验设备都是首先在大学实验室使用，当这些设备的潜力被挖掘得差不多了，才向市场公开或向其他国家“推销”。
留日学者认为中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差距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定力，包括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择与推进。在研究领域上，日本十分重视基础研究，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在“长线”与“短线”之间兼顾，短平快的科研无法走向世界前沿。针对科学研究的推进，日本学者在确定一个研究方向之后，就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从实验室到现在“井喷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涌现，两者之间似乎呈线性关系，这恐怕就是日本高等教育支撑科学技术突破性发展的“过人之处”！诚然，把日本大学的“实验室现象”与“诺贝尔奖现象”联系起来也许过于牵强，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爆发”是一种“果”，那一定是得益于之前所种下的“因”以及长期的积淀过程，这个“因”应该就是日本的大学了。
二、日本高等教育的演进与转型特征
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到二战结束，中日两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基本相似，走的都是西化之路，都深受欧美大学模式的主导与影响。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走上了学习前苏联的道路，日本则继续沿着二战后的美国模式前行。具体而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政府优先发展并不遗余力的扶植“帝国大学”。在近代化初期，明治政府为迅速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打破了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的传统，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优先并重点建立一些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东京大学就是一个代表。1877年东京大学初创时期，为了能够保证教学质量，明治政府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教师，这就使东京大学从办学伊始就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880年明治政府给东京大学的拨款占该年全部文教经费的40.49%。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独立办学，一方面注重人才引进，另一方面同步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以充实本土师资队伍，大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逐渐取代了外国师资。总之，在近代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日本对“帝国大学”的重视程度，为后来延续高等教育的“精英性”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时期，日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立、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1918年《大学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在制度上健全了国、公、私立高等教育体系。如今，其大学制度主要由具有不同优势与功能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共同组成，国立大学86所，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国立大学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注重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特色与优势。从量上来说，私立大学占高校数量与学生数量的四分之三，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发展的主力军。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非常重视私立大学，通过资助政策调控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使得一批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齐名。此外，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日本在学习西方大学模式过程中，政府重视培育大学的“独立教育”能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的高等机构。例如，虽然在日本也出现了教会大学，但办学权一直掌握在本国人手中。
第三，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定型时期，日本对学习西方对象有明确的选择性和“改造”意识。日本的大学从外表上看是很西化的，但当走进其大学的内部场景并深入考察其制度和文化时，往往感受到的却是浓郁的本土气息，如家长式的师道尊严，“刻板”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文化，乃至大学教授退休时的“退官仪式”，等等。这是因为日本在移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实行“拿来主义”，适时调整学习对象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学科设置上非常注重根据国家发展之需，如东京大学是日本引进西学的中心，初建时设立法学、理学、文学和医学四个学部，其中法、理、文三个学部取之英美模式，医学部借鉴的是德国模式。再如，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的部门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较类似，私立院校又颇似美国的学院体制。正如有学者所言，日本的“选择性移植”是没有大学理念的，博采众长而又擅长本土化改造，养成了一种“混血儿”的结构。
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大学改革，又给大学足够的自主发展空间。为了激发国立大学的办学活力和竞争力，政府在2004年推出了“国立大学法人化”的重大改革，其思路就是借鉴“新自由主义”思想，让公办大学直接面对市场，强化其社会服务能力。尽管在1991年日本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并使其“大纲化”，各大学纷纷废除原先设置的教养学部，但东京大学不为所动，恪守“教养教育”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根基，始终保留着教养学部，且是该校最庞大的机构。东京大学之所以让“教养教育”坚持下来，即表明学校有自己的办学定力，这得益于政府的一贯态度，即给国立大学较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第五，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政府竭力保护“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精英性。日本是世界上第二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直有意识地通过政策或“计划手段”保护国立大学的质量。在政府看来，保护“精英性”就是保护质量，国立大学就是要扮演或担当起“精英”教育的角色，维护高等教育的“精英”水准。因此，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大学层面，政府和大学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始终保持相对清醒的认识。在国家层面，政府不提倡或支持国立大学办分校以及进行大学合并，公办大学规模尽可能不扩张或者慢慢地扩张，这些做法都是维护精英教育的有力举措。在大学层面，国立大学纷纷希望办学规模“做小不做大”，大学的质量水平与数量规模呈反比，信奉只有质量才能证明数量的价值。正是由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精英性”保护得比较好，获得的回报也非常高，“诺贝尔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再如，上个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巨型大学”的概念引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曾对“巨型大学”的规模定义为在学人数超过1万人，他们不希望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日本国立大学的办学规模始终保持在2万人左右及以下。显然，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传统大学的“精英性”往往被大众化的思潮不可抗力地稀释，但日本精英教育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一点对我国有很好的启示。
三、启示与思考
其一，保持少数高水平大学的“精英性”是确保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迈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始终保持从“帝国大学”到公立大学再到部分高水平私立大学的精英性，充分发挥一流大学的引领作用，拒绝通过扩大一流大学的规模，牺牲一流大学的质量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截止2022年，全球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扩展到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和一些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意味着高质量、严要求的标准会消失。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与技能传递，也并不是为了培训学生从事特定的职业，而是实现学生能够引领未来社会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可能。
其二，明确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并注重发挥一流大学的“引领作用”是寻求高等教育突破性发展的基本条件。近二十年诺贝尔奖获得数量在日本“旧制帝国大学”的井喷式增长，体现了日本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性成就。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对于其重视程度始终处于其他事项的领先地位。高度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发挥大学的引领价值，实现与社会变革的良性循环，是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作用”，尤其对于精英高等教育系统更是责无旁贷，必须要在“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国际科技前沿，支撑突破性创新；主动适应国内需求，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回应学科交叉与融合，符合学科自身诉求”等方面，处于智源创造的顶端和前沿。
其三，重视并始终以高等教育的“本土转型”为学习目的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崛起的必由之路。日本高等教育从建立伊始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尤其是有意识地对“舶来”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减少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这种意识从一开始就已埋藏在近代大学的建设中，促使日本大学在不断地移植与学习中完成了从作为“西方的大学”到作为“日本的大学”的本土化转型。由此看来，这是后发国家缩短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发展本土高等教育的一条成功之路。
21世纪以来的日本科技腾飞并非是一个偶然事件，将其作为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之果”来审视，就会有更为深刻的感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高等教育之崛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一朝兴起的，所有非同寻常的光辉与奇迹背后，都是历史的累积。日本科技腾飞和人才辈出的背后就是百年来的高等教育本土化转型为其奠基。
（摘编自《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5期 作者：邬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