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与机制建构
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演绎全新学科发展趋势
大学组织化、建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相继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三种知识生产模式。19世纪诞生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一种以追求学术卓越为旨归的知识生产模式,生产场域限于象牙塔。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生产目的从“学术创新”转到“应用创新”,知识生产的社会价值和工具意义凸显。21世纪以来,知识生产模式Ⅲ应运而生,形成大学—产业—政府—公众“四重螺旋”协同推进知识生产和应用创新的一大批“超学科组织”,引领了科技创新的世界潮流。
(一)知识生产组织结构走向高度聚合
在传统而经典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下,学科组织构成非常单一,学术团体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但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情境下,知识生产组织构成日益多元,学科组织变成了多元化知识生产复合体。
(二)知识生产价值取向更加强调应用
在传统经典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下,学者们以学术规范和规训为纽带结成学术共同体,旨在“认识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知识生产“自产自销”。但知识生产模式Ⅱ和模式Ⅲ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知识生产活动不再是学者们“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基于解决某种社会的、公共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集体行为,知识的“应用性”特征和“工具性”价值更加凸显。
(三)知识生产场域跨界特征更加显著
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到知识生产模式Ⅲ,可以清晰地发现,随着大学走进社会中心进程的日益加快,知识生产场域已经从“点”到“面”、从单维到多维,知识生产视界已经从“纯学术”到“超学术”,演绎出基于学科而又不止于学科的“超学科”知识生产时空场域。
(四)知识生产方式更加注重深度协同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里,知识生产活动仅限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知识生产方式相对单一,学科建设发展呈现出典型的“线性”特征。但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单向的“线性”发展方式,呈现出多元主体高度配合、协同推进学术创新和知识应用的“螺旋式”上升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生产关系呈现出高度协同的显著特征。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
(一)从知识增长到问题解决的逻辑转向
传统经典的学科建设逻辑重在促进知识的不断增长、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推动人的认识进步,知识与社会隔绝,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无涉。但知识生产模式Ⅱ和模式Ⅲ的到来告诉人们:学者的责任是要通过创造创新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回应公众诉求、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显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变革,蕴含着学科建设不可忽视的逻辑走向——回应社会需求、解决重大问题。因此,一流学科建设要树立“问题意识”,直面国家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需要,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多重考量学科建设的服务方向。
(二)从线性发展到螺旋上升的逻辑转向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典型的线性思维特征。在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下,所有学科为了实现卓越发展,均以线性思维为指导,采取线性发展范式。
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和模式Ⅲ最显著的变化是学科发展范式呈现出从高质到更高质、从高级到更高级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新范式。在螺旋式上升的学科发展逻辑驱动下,不同学科之间通过理念碰撞、思想交流、方法互鉴和理论与技术创新找到学科发展新的突破口,从而在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着学科从高质量到更高质量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新范式。
(三)从学者推动到多元协同的逻辑转向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学者是唯一的知识生产主体,全程垄断着知识生产的内容,操控着知识生产的技术,决定着知识生产的目标、方向、进程和结果,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和模式Ⅲ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学术逻辑决定学科逻辑的“大一统”格局,衍生出学科发展的多重逻辑:政治利益、社会需求、公众诉求、学术追求从格格不入变得水乳交融。
(四)从理论创新到应用创新的逻辑转向
理论的创新催生新学科的诞生和新学派的形成,促进了学科的不断分化、细化、深化,推动着知识增长和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形成和模式Ⅲ的出现告诉人们:理论创新预示着学科发展需要树立“供给侧思维”,需要在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起必然的、紧密的“供需”联系。
三、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一流学科建设机制建构
(一)建构服务导向的政策引领机制
关注外在社会需求的社会逻辑已成为当今学科建设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由于学科的“保守性”,要实现学科建设逻辑的转轨并道也绝非易事,除了需要学科的“自醒自悟”之外,更需要强大的外在推力。
虽然自“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政府特别强调一流建设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也采取了一些政策,但一流学科资源配置机制和“大学科”建设协调机制仍不完善。因此,国家不仅要引领一流学科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遇到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卓越贡献、彰显中国特色、形成中国方案,而且要重点建立健全一流学科资源配置与利益协调机制,着力打破学科组织边界,走“大学科”建设之路。
(二)建构问题牵引的发展动力机制
审视我国一流学科建设,仍然存在着发展动力机制上的“堵点”,突出表现在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功能”与“组织功能”之间的矛盾。一流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之间仍然“脱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一流学科建设理念未从“知识逻辑”完全转到“问题逻辑”的轨道上来。
(三)建构聚合效应的学科组织机制
建议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建构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组织机制。一是强化学科主体目标聚合。为多元主体形成目标共识奠定思想基础。二是增强学科建设制度聚合,建成更加灵活开放的新型学科制度体系,为学科组织的聚合效应提供制度认知框架。三是促进学科主体文化聚合。建成更加包容的学科创新文化生态,促进多元主体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聚合创新,为学科组织的聚合效应提供文化引领。
(四)建构分类共治的学科治理机制
学科治理有其内在逻辑。一方面,学科治理的对象是学科,而学科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学科治理必须遵循知识增长的认识逻辑。另一方面,国家主导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又要遵循政治逻辑。尤其是在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学科建设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学科治理还要回应社会公众利益诉求,遵循社会需求逻辑。
反思我国一流学科治理实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治理机制“外生化”“集权化”“单一化”等问题,制约着一流学科建设质量。从现实情况来看,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一流学科治理应当在兼顾学科发展的认识逻辑、政治逻辑、社会逻辑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性质的一流学科建设定位建构分类共治的学科治理机制——不但强调学科建设多元主体的共治与互动,而且注重分类主导下的分类治理和特色发展。
(五)建构多元综合的学科评价机制
学科评价作为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发展的制度设计,其核心要义在于评价导向是否正确、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评价方法是否得当。
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实践中,学科评价导向因袭学术逻辑,学科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过于单一。鉴于此,一流学科评价机制建构重点在于促成四个转向:一是评价导向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向。要树立学科“供给侧”思维,综合考虑大学、政府、企业、公众的多元诉求。二是评价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向。建构融大学、政府、企业、公众于一体的学科评价共同体。三是评价标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向。要针对学科的不同使命、不同类型、不同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标准体系,促进学科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四是评价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向。要改变传统的重数量轻质量、重显性轻隐性、重内部轻外部的评价倾向,综合考量学科建设实效。
(摘编自《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5期 作者: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