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还是重新定义：智能时代的工作危机与专业化重构价值取向 11
一、消失还是重新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危机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范式转型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物质充裕，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负债”，造成了普遍性的就业不足和劳动力贬值。问题在于：当技术正接管大量的人类劳动，“工作”这一概念的存续性面临多重挑战时，“工作”是会消失，抑或是被重新定义其性质和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在工作领域的状态并非一开始就是相互抵触的，而是会经过一个较为温和的智能“协同”期。同样，人类的工作恐慌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失业”，而是首先体现在工作世界的智能协同逐步上升。人工智能与工作世界的结合首先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期，企业既需要购入大量人工智能配套技术，还需要雇佣能熟练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员工。此外，人工智能还可能为工作世界增添新的就业岗位，形成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的图景。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智联招聘在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面向2024届毕业生的问卷调研显示，对于“找工作”与“找到好工作”，45.8%的应届毕业生表示，“还是得追求好工作，但如果没有普通工作也行”，占比排名第一。其次是先找工作，再去追求好工作，占比23.6%。19.5%表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对是不是“好工作”没有明确的要求。合计近九成毕业生并不执着于“好工作”。这意味着，随着自动化与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毕业生对工作的要求将会不断下降。
然而，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开始“入侵”并大面积取代人类工作的时候，办公自动化和智能革命已经开始动摇了大量白领们的工作，“技术性失业”不仅指向岗位的消逝，更是构成了对人类劳动价值的根本性挑战。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以往的技术创新多倾向于取代体力劳动，通过数据和算法实现自动化，从而将个体从低效、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自动化正在向我们原以为不会自动化的领域扩展，一些复杂的劳动和脑力劳动也可以由机器自动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智能设备加入生产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分布发生变化，高技能岗位因技术复杂度与创新需求维持增长，低技能岗位因人力成本优势难以被完全替代，而中等技能岗位则面临系统性消解，于是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数量变少，劳动力向技能分布的两端流动。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工作危机和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社会危机”。
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或特定岗位，而是凭借通用模型对具有高复杂度的任务进行处理，从而打破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稀缺性和排他性，呈现出一种技术替代的泛在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得益于自我优化不断加速替代过程，而人类却始终受限于生理与认知极限，当这一难以弥合的矛盾持续激化则会打破劳动市场的动态平衡。
二、技术性失业：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困境
（一）因专业而失业：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工作契约的瓦解
就本质而言，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的“契约关系”根植于工业化社会的生产逻辑。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这一传统契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人工智能正在创造一个全然不同的工作世界，技术性失业正演变为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结构性代价。于是，在传统的专业化培养模式下，学生反而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悖论。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通过学科分界与技能训练将学生塑造成“专才”。这种培养模式在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时期具有显著优势，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打破这一平衡。
随着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的发展和算力的快速提升，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的“类人智能”和自主性日益增强，其“劳动技能”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快速提升，已经或正在表现出相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优势”，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不仅优质岗位日益稀缺化，而且技术系统也难以创造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传统专业岗位的“深度技能”逐渐被算法与自动化系统解构，许多中等技能职业面临“任务碎片化”与“去技能化”的双重冲击。正如学者指出，“金融、医疗、新闻等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工作内容专业性强，但却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规律，在这些领域中，算法取代交易员、智能机器取代外科手术医生、自动化新闻取代记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事实上，这种替代并非简单的岗位消失，更是暴露出了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的滞后性，课程体系与技能训练若是基于过去的技术范式，就会难以匹配快速迭代的劳动力需求。其结果就是，文凭的象征价值随之消逝，学历贬值与技能错配成为普遍现象，高等教育的“工作契约”逐渐沦为空洞的符号。
一旦人工智能接受几乎一切工作之后，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质疑，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读书无用论”。究其原因，这种信任危机一方面源于智能技术将对受教育者进行无差别的专业化替代。受教育者为获得体面工作而选择热门专业，而在毕业时就可能面临失业的极大风险，教育选择反而扭曲为一种“风险博弈”；另一方面文凭通胀与学历贬值的叠加使得高等教育陷入“边际收益递减”。为应对工作的稀缺性搌，受教育者被迫通过考研、跨专业、证书傍身等方式提升竞争力，但这种“防御性教育”反而加剧了人力资本的过度累积。于是当教育投入的沉没成本无法通过就业兑现时，个体的恐慌与挫败便蔓延为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怀疑。
（二）因专业而待业：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模式的结构性困境
在之前，文凭制度被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应然。高等教育成为“就业资格的包装工程”，而学历文凭成为进入工作世界的“通行证”。并且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学历通胀现象日益显著，原本由少数精英垄断的专业岗位逐渐向大众开放，但岗位数量的有限性与文凭供给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凭筛选的优势与作用正在减弱。雇主为降低招聘成本，不断提高学历门槛，导致“过度教育”现象蔓延。
事实上，文凭证书数量的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而仅仅反映了就业门槛的不断提高。因为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虽然文凭仍是基本条件，但决定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已转变为超越文凭的个性化竞争优势。一方面，为追求标准化与精细化，高等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日趋同质化，导致受教育者的能力结构缺乏独特性。这既无法为个体提供抵御技术风险的能力，也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具备个性化、动态化能力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应对文凭贬值，高校不断延长专业教育年限、增设学位层级、细分学科专业，却进一步以学科范式的封闭加剧学术与现实的疏离，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切割为学科专属的研究领域。这种知识生产的“内卷化”不仅扩大了教育投入与职业回报的失衡，也使高等教育在应对技术性失业等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但问题是，尽管人们已然发现高等教育无法兑现传统的工作契约，却在对文凭价值怀疑的同时依然选择继续进行大量的教育投入，试图为自己在愈发不确定的人工世界添加获得工作的筹码。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就是，高等教育成为优绩主义的竞技场，受教育者为争夺稀缺的优质岗位自觉加入无休止的“学历军备竞赛”。这种竞争看似遵循市场理性，实则早已变为了一种“赢家通吃、输者全无”的零和博弈。同时，面对传统工作伦理的消解后的工作“去意义化”，“小镇做题家”等无用式的自我调侃屡见不鲜。这种危机进一步在“慢就业”“躺平”等现象中显性化，实质上体现出高等教育专业化培养模式所规训的“标准化主体”对人工智能进行的反抗。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重构价值导向
（一）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促逼跨领域人才培养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工作的内涵被重新定义，以往无意义的工作逐渐成为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工作本身正经历“去中心化”的立场转“专门的学科只有作为知识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离开了科学的整体，孤立的学科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背景下，单一或少量的专业技能无法再帮助个体安身立命。较之人工智能，此时人类的优势不再呈现为特定技能的精练程度，而在于对复杂系统的整体把握、跨领域知识的创造性联结与价值判断的伦理自觉。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强化拔尖创新能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从“专才人才”到“新质人才”的转变正是与国家关于新时代人才培养战略部署的深度契合。
（二）从专业人才到新质人才：更新高等教育的创新性教育理念
如今，新质人才已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培养新质人才已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新使命。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理念从“专业性谋划”更新为“整全式培养”，在积极寻求与技术协同共生的可能中，增强人类智能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高等教育的价值旨趣立足于人的整全性发展，这就要求其不应窄化“成才”教育的内涵，以“成才”与“成人”融合的视角超越过度单一的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推动专业教育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提升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和职业韧性。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重新定义“专业”的内涵与外延以及重新思考何为“人才”？可以明确的是“人才”在于从“专业人”转向“整全人”。一方面，未来高等教育需要突破就业主义的狭隘逻辑，转变人才质量诉求，将根本价值定位于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质人才培育上。从新质人才的根本特质出发，持续发展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机协作能力是核心所在。新质人才的根本在于数字化素养与智能技术的掌控能力，这要求高校与企业进行高度的课程化关联。通过在课程教学中设置前沿的智能技术应用与工作图景展示等方式，提升受教育者的数字素养与工作胜任力。另一方面，既要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网络，也要将专业学习嵌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进程。
（三）从功利就业到意义就业：实现高等教育整全式育人目的
更进一步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获取谋生技能的投资，更是塑造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为谋生而工作是个非常实际的目标，但还有一层人性化的需要，即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传统社会以工作成就定义个体价值，工作世界自然成为个体构建自我认同和生命意义的核心场域。当这种认同发生异化，意义感的获取就需要高等教育重构个体社会化的多维叙事，重塑“闲暇”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发现闲暇中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过渡仍是当前高等教育无法规避的现实课题，但未来社会的流动性要求个体持续协调资格获取、社会融入与主体建构的平衡，因而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功利性的就业目标，帮助学生建立身份认同，并在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社会实践中实现个体价值与人生意义。
（五）从文凭至上到多元卓越：助力世界高等教育人才中心建设
尽管文凭的实质价值正在不断弱化，但其作为身份象征的社会影响力依然根深蒂固。理论上，只要高等教育系统能够持续提供就业保障，即便工作本身丧失意义，这种状况尚可维持。然而现实情况是，教育规模扩张导致文凭供给过剩，同时，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不断侵蚀传统工作岗位。双重挤压之下，暴露出了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缺陷。少部分人享有着精英教育的历史积淀与资本优势成为了“卓越”大多数人则是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成为了人工智能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当人工智能无差别地冲击所有专业领域，无论是精英抑或大众，都需要直面工作世界重构的阵痛。在此背景下，尽管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实现了普及，但实质上维系着精英的再生产。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超越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以提升内涵和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在普及化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大规模、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同时，有效培养能够引领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顶尖人才？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重构的关键命题。此时，高等教育的重心必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强不强”，质量优先、特色发展、分类卓越成为核心原则。
（六）从普及化到高质量发展：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统一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学历文凭，更要能追赶上技术的加速进步或许才能避免被工作世界边缘化，然而这部分人终归是少数。尽管社会分层与资源稀缺难以消弭，但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端创新人才的渴望依旧强烈。加之知识体系的高深性和教育对象的选拔性，高等教育本身具备也理应延续其精英属性。不过，重申精英教育并不是否定大众教育的价值意义，而是以包容的精英教育发挥高等教育的选拔筛选功能，确保教育等级与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因为就本质而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矛盾，教育的普及和高质量的大众教育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天才，在此统一的过程中，既通过构建分类卓越、特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使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素质劳动者大军的塑造相得益彰；也通过落地分类评价、资源共享、技术赋能等实践路径，破解普及化阶段的结构性矛盾，最大化释放高等教育的整体效能，进而将高素质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摘编自《中国电化教育》2025年第8期 作者：何旭昭 李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