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的新模式
通过对1996-2024年美国州立与赠地大学协会发布的系列社会服务报告分析发现，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大学社会服务的内涵，提出“社区参与”新概念，对大学社会服务的范围、目标、方式、手段、评价等进行系列重大改革。
一、重构大学社会服务内涵
在传统大学社会服务范式难以应对复杂社会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提出社区参与的新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学术为核心、以社会共创为路径的服务新范式。社区参与指：“高等教育机构与更大的社区（地方、地区/州、国家、全球）之间的合作，以便在伙伴关系和互惠的背景下实现知识和资源的互利交换。”其内涵的关键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参与取代服务，不再强调高校对社会的线性供给，而是强调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二，以社区代替社会，强调高校不应该面向抽象的社会整体，而应面向多层级（包括地方、国家和全球）、多主体（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的公共群体，以开展服务与协作。这一转变重新激活了社会服务中的公民参与、公共利益、伙伴关系、社会公平等核心理念。
二、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转型的表征
（一）服务目标：从单一技术输出到复合公共价值生产
从传统模式来看，美国大学社会服务主要以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成果转化为核心，服务形式以单向技术输出为主，被称为技术转移导向型的大学服务范式。随着21世纪传统服务模式日益显现出回应面窄、公共性弱、结构僵化等局限性，美国开始推动社会服务目标转向，进入多元价值协同生产阶段，呈现出价值谱系扩展及经济参与路径变革的双重趋势。
第一，价值谱系的扩展，从经济增长走向多元协同。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不再是仅围绕经济增长展开，而是同时关注健康促进、教育公平、文化传承、环境治理等广义公共议题，体现出“经济—社会—文化”多维价值的协同生产趋势。例如，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得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通过该校的可持续社区研究所介入气候、健康与生态治理。此外，伴随城市问题的日益复杂，美国于2006年推动城市服务大学模式，将社会服务嵌入多元族群、高密度人口、高复杂性问题的都市环境中，强化大学对公共服务短板问题的回应。芝加哥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高校通过参与住房改善、社区安全、青少年发展等项目，均展现出大学向公共问题解决者角色的转变。
第二，经济参与新路径，从技术转移走向社会创新。
在公共价值导向增强的同时，美国大学的经济参与也从技术输出演进为系统性社会嵌入。传统上，大学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技术授权、知识产权交易等方式，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但是，进入21世纪，这一模式已被创新生态协同的新路径所替代：一方面，大学不再是单一的技术提供者，而是与地方政府、产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2007年，州立与赠地大学协会成立创新、竞争力与经济繁荣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and Economic Prosperity，以下简称创新与繁荣委员会），推动高校将技术成果转移、创业孵化、地方治理支持与社会资本整合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强化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枢纽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经济贡献的衡量标准从数量产出转向社会影响。2012年，创新与繁荣委员会启动创新与经济繁荣大学认证机制，依托“人才—创新—场所”三维度评估框架，从包容性发展、创业生态、就业促进、社会流动性等多个维度，评估大学对区域经济与社会福祉的综合贡献，进一步推动大学将公共价值生产目标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中。
（二）服务方式：从分割式供给到协作型学术参与
进入21世纪，随着“参与型学术”理念的兴起，美国大学逐渐重构服务方式和结构，构建起政府、高校、企业、社区共生共创的协作型服务机制。
第一，构建社区伙伴网络，推动主体多元协同。
在新社会服务模式下，传统的高校主导、社会被动模式，逐渐被以协同互动为核心的社区参与模式所取代。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通过联邦赠款计划，支持大学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如1993年启动的社区外联伙伴关系中心计划（Community Outreach Partnership Centers Program）和城市大学赠款计划（Urban Universities Grant Program）等。此外，在大学层面，大学也日益重视通过制度化安排推动大学与社区的可持续合作机制建设。例如，康奈尔大学通过确立公共参与使命、设立社区参与中心、加大资源投入等举措，不断强化大学与社区的协同关系。截至2018年，康奈尔大学已与全球344个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对象涵盖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涉及地方、国家与国际多个层面；服务领域覆盖农业、健康、教育、能源与法律等关键社会议题。
第二，社区学术参与，推动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相融合。
在社区参与的服务范式下，强调社区的赋权与深度参与。社区是社会服务的共同参与者，其角色实现了向共治型参与的转变，这主要通过3个举措得以实现。其一，基于社区参与的教学，又称参与式教学。例如，通过服务学习、顶点体验课程等方式，要求学生基于社区问题完成课程学习，从而实现“学习—服务—反思”的有益循环。其二，基于社区参与的研究，又称参与式研究。这种研究强调研究议题来源于社区，研究过程与社区共建、共研、共用。例如，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明确提出“与社会一起研究以改善社会”的理念，强调研究应基于社会需求、与社区在过程中共建，并将研究结果回馈于社区。其三，基于社区参与的资源拓展与合作，又称参与式服务。强调与社区共同提出问题并实施解决方案。例如，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与社区合作，联合推进宜居城市建设、住房支持、法律咨询等社会议题。
（三）服务手段：从经验驱动到数字赋能共生
进入21世纪，伴随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美国大学社会服务手段逐渐从实体依赖转向数字赋能模式，服务平台也由技术单向供给演化为“人工智能—社区协作”模式。
第一，服务技术从实体依赖到数字赋能。
近年来，美国大学逐渐将在线平台、智能算法和数据分析工具融入社会服务体系，推动传统服务模式迅速实现数字化转型。许多大学将数字工具等纳入社会服务体系，重构服务实践。例如，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创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数字门户项目，数字化呈现美国民权运动史，赋能边缘群体发声；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Crosse）开发的在此倾听项目，借助音频地图拓展地方历史的多元表达；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克利夫兰警察暴力档案馆项目，展示了数字人文与社会正义的融合路径。这些数字社区参与的实践展现了美国大学借助数字技术打造虚拟社会服务空间，拓宽服务渠道，推动服务多元化和个性化。
第二，服务平台从技术供给到“人工智能—社区协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大学社会服务平台实现了从简单数字化向“人工智能—社区协作”平台的变迁。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依托本校的智能城市研究所与匹兹堡市政府和社区合作，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和人工智能算法，为社区在交通优化、公共安全、环境管理等领域提供以数据为核心的决策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通过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和人工智能政策中心等平台，开展关于公民参与、城市管理等领域的政策与应用研究。
（四）服务评价：从内部反思到外部认证问责
长期以来，大学社会服务的成效评价因其不可量化性而难以建立评价机制。从发展路径来看，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评价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型，即由高校主导的封闭式自我反思阶段，逐步演进为多元证据导向的外部认证阶段。
第一阶段，高校主导的过程性自评。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探索大学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逐步构建起以过程监测为主的内部评估框架。该阶段强调对大学“是否做了”以及“做了什么”的过程性评价，而对社会影响和成果的评价相对薄弱。这一时期，大学自评的典型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第一，以过程性绩效评价为核心，强调对服务使命、结构机构、制度基础、条件保障及文化等的评价，而非对服务效果的衡量。第二，评价方式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统一的定量测量方法。第三，评价视角以大学自身为中心，未纳入社区、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总体来看，该阶段的自评机制尽管有助于组织绩效诊断，但是因缺乏外部评价，难以形成社会问责机制，服务绩效的客观性有限。
第二阶段，多元参与的外部认证问责。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对大学绩效问责的呼声持续走高，大学社会服务评价逐渐从内部评估迈向外部认证。2005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推出的社区参与分类认证，标志着大学社会服务从自我评估向社会认证的正式转型。关于其评价体系，该认证聚焦于课程参与和拓展合作两大领域，构建了以“多维指标—多元视角—结果导向”为特征的外部问责体系。这一体系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点特征：其一，评价指标日益体系化。2024年更新的评估框架包括12个核心维度，除原有的课程服务、课外参与、拓展与合作外，新增合作关系的持续性、组织结构保障、数据反馈与改进机制等维度，基本覆盖大学社会服务的全过程要素。其二，评价视角强调内外结合、多视角融合。一方面，引入国家审查小组的审查，评估哪些大学可以获得相关认证。另一方面，纳入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反馈，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形式，提高评价的外部主体嵌入性。其三，评价的影响力导向显著。与以往自评侧重过程评价不同，卡内基评价要求大学“描述服务成果对社区产生的关键影响”，力图实现对结果绩效的关注。近年来，该体系发展了国际试用版本，旨在为全球范围内大学社会服务绩效衡量提供参考。
三、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转型的启示
（一）更新服务目标，推动高校向公益体转型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目标已从单一的技术输出转变为多维公共价值生产，形成从经济导向到社会公益导向的转型。与此相比，中国高校社会服务主要聚焦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支持，主要扮演经济引擎的角色。为此，中国高校社会服务目标应从经济导向转向公共价值导向，实现服务结构的全面转型。一方面，高校应拓展服务议题，主动融入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产业导向到广义社会领域的延伸。例如，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社区健康、环境治理、教育公平等重大社会关切，通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艺术项目、弱势群体帮扶等举措，提升社会服务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另一方面，应完善内容支持机制，构建以公共价值产出为核心的组织与资源体系。例如，鼓励高校开展公共影响研究、服务学习、参与式行动研究等新型学术实践，引导教师和学生围绕社会热点和痛点深度参与，提高高校回应社会公共议题的能力。
（二）创新服务方式，推动高校与社会双向参与
当前，中国高校的社会服务方式以高校主导的单向输出式供给为主，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之间缺乏有效互动。今后，中国应注重构建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参与机制。一是建立制度化的合作网络机制。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与平台搭建，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社区组织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形成多主体、跨层级、跨学科的社会服务共同体。二是推动服务流程向学术参与型转型。鼓励高校依托教学、科研等活动，将服务对象纳入服务全过程，实现服务过程的深度嵌入，形成服务效果的深度融合。
（三）升级服务手段，推动高校开展数字服务
新时期，中国高校可从两个方面推进社会服务数字化转型。一是建设开放式虚拟服务平台。引入数字服务技术，通过虚拟平台提供社会服务。例如，打造集教育培训、健康咨询、法律援助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范围，增加社会服务可及性和服务效率。二是构建高校与社区互动的智能协同服务平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服务决策。例如，在灾害预警、食品安全监测、心理健康支持等实时服务中，建立高校、政府、社区共享的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多主体共同参与、实时反馈，形成高校与社会之间基于智能协作的治理新模式。
（四）构建评价机制，推动多维服务评价
政府应推动建立高校社会服务专项评价制度，对高校社会服务进行专项评价。通过社会服务专项评价，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推动高校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深居“象牙塔”。此外，应建立第三方评价制度，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透明性。要切实保证通过专项评价，推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摘编自《现代大学教育》第4期 作者：卢彩晨 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