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卓越：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逻辑及行动路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化趋势日益显著，中央部属高校以对接国家战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核心使命，而地方高校则以服务区域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地方产业升级为主要任务。但是，中央部属高校的优势体现在资源集聚、学科发展与制度运作三大维度，形成了卓越化的场域效应，相比之下，地方高水平大学则面临资源约束、学科同质化与治理僵化等多重困境，亟需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第二种卓越”路径。
一、博弈与重构：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逻辑的三重张力
（一）资源获取的逻辑张力：“国家依赖”与“地方嵌入”的关系悖论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受到多重外部资源的深刻制约，面临显著的资源配置矛盾，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人才培养和科研社会服务等也必须满足地方发展需求，同时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和各类竞争性项目经费，这使得其资源配置不得不紧密围绕上级的考核指标来开展，资源往往倾向于投入那些见效快、易显示、好量化的领域，容易导致发展路径趋同。同时，地方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也限制了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使其难以通过服务地方获得充足的资源回报。这种发展现状指向“国家依赖”与“地方嵌入”的关系悖论：向上竞争，要求资源向高显示度、全国赛道集中，以争取更多纵向资源；向下扎根，又要求资源向接地气、慢回报、地方特色的领域倾斜，以维系本土支持网络。而区域性和地方性作为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定位和关键标签，与中央部属高校进行各项资源对标无疑使自身被迫陷入发展困境。
破解资源依赖的核心，在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变发展逻辑、主动培育核心竞争力。地方高校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源分配的逻辑，而应当主动把服务地方所积累的特色优势，转化为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更高层面争取资源，形成以服务换支持、以特色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解决“国家依赖”与“地方嵌入”的关系悖论，要求地方高水平大学放弃在国家队赛道上亦步亦趋的资源对标，转而深度聚焦于区域独有的、不可替代的战略需求与比较优势，将地方性的约束条件转化为区域性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从单纯的资源索取者和追随者，转变为国家战略在特定领域不可或缺的贡献者与支撑点。
（二）学科建设的逻辑张力：“趋同模仿”与“特色差异化”的选择博弈
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多重逻辑张力与现实困境，既体现在校地互动的核心关系中，更集中凸显于学科建设的方向抉择与路径探索。而在学科建设自身层面，与国内及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学科设置权限受限、评价指标单一、组织模式固化等多重挑战，其背后的核心矛盾直指学科建设中“趋同模仿”与“特色差异化”的艰难博弈。这些高校往往以中央部属高校的优势学科设置、发展路径为模板，试图通过复制标杆高校的学科建设模式实现地位跃迁，最终导致学科布局与部属高校高度同质化，陷入无特色则无优势、无优势则难发展的学科困境。
面对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进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即由生产学科知识和理论知识向生产跨学科知识和应用知识转型，回应区域知识创新的现实需求。同时，通过打造特色优势学科集群迈向卓越性发展新阶段，逐步沉淀并形成了具有普适性的学科发展模式，将“特色差异化”贯穿于学科定位、方向设置、平台搭建、团队建设的全流程，使学科发展与区域需求深度绑定。
（三）治理模式的逻辑张力：“内部结构配置”与“外部创新活力”的互动冲突
地方高水平大学在治理模式维度面临着“内部结构配置”与“外部创新机制”的互动冲突，其背后指向的逻辑张力的本质是生存需求与发展追求的激烈对抗：内部冲突的核心是学术自主与行政指令的结构适配，外部冲突的核心是区域工具属性与全球竞争野心的双向对立。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内部结构配置始终绕不开资源源于地方、发展服务地方的底层逻辑，使其学术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张力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即不再是单纯的权力博弈，而是如何在校地互动治理中实现学术发展与行政效能双赢的结构适配问题，从而在承接地方资源与保障学术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外部创新机制来看，地方高水平大学既不同于中央部属高校以全球引领为核心目标、聚焦基础研究和前沿突破的发展路径，也区别于普通地方高校仅满足区域适配、以技能培训和基础服务为主的功能定位，而是必须在扎根地方与追求卓越之间寻找支点。这就意味着，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方面要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和人才链，为区域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必须突破区域资源和视野的局限，对接全球优质教育科研资源、遵循国际学术标准，避免在长期服务地方中陷入“低水平锁定”。
二、时代路标：迈向“第二种卓越”的发展图景
（一）资源基础观：从依赖宏观配置转向构建基于地方网络的关系性资源
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在地企业的融合可以被视作一种生态性互嵌，促进产教资源的高效率、可持续融合配置。从关系性资源集聚的角度来看，组织韧性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关键能力。这意味着大学需要超越自身利益需求参与区域发展，将区域经济社会进步视作自身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积极探索同区域内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良性有序竞争又差异化发展的战略思路。
因此，建立契合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格局的基础资源观，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遵循“组织韧性—关系性资源—本土化人才”的循环逻辑，从被动适应转为主动建构。首先，主动设计与地方核心网络的长效共生机制，超越传统的项目制合作并推动治理结构的双向开放。比如，邀请本土优质企业、核心政府部门及社区代表进入专业建设委员会，使外部关系深度内化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这确保了关系网络不会因人事变动而断裂，从制度层面固化组织的关系预警与缓冲能力。其次，将隐性关系资源转化为可教学的显性知识资产，设立专门的“地方知识转化中心”，系统性地对关系网络中获取的隐性知识进行记录、编码与课程开发，比如典型本土案例、非正式协商规则和地方产业经验。这能将不可言传的“在地智慧”转化为结构化、可迭代的教学模块，使人才培养不依赖于少数专家的个人纽带，而是建立在可传承的组织知识基础之上。最后，使人才成为网络的双向赋能者。在培养方案中，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引导学生不只作为知识的接受者，更应成为连接大学与地方社区的“活性节点”。设立社区创新助理、产业联络员等实践角色，可以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如何建立信任、调动资源和促成合作，从而使其成为能主动维护与拓展大学关系网络的韧性主体。
（二）学科生态观：从追求“学科高峰”转向构建与区域产业文化互动的“学科群落”
从学科组织构建的视角看，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在错位竞争中培育一个独特、共生且富有韧性的特色学科群落。具体而言，需要聚焦区域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及民生需求痛点，以“跨学科融合+产业链适配”为核心重构学术组织逻辑。一方面，打破学院壁垒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围绕区域特色产业设立研究中心，推动学科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探索构建灵活高效、开放协同的新型学科组织形态，推动多学科力量深度融合，共同支撑知识创新与应用。另一方面，构建“学科—产业—文化”协同机制，将区域产业文化中的技术经验、人文内涵转化为学科建设养分，同时以学科科研成果反哺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通过联合攻关、人才共育、平台共建等方式，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产业适配性、文化浸润性的差异化学科生态，实现学术价值、产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共生共赢。
（三）治理创新观：从科层管控转向激发内生动能的“智识共同体”模式
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格局下，地方高水平大学治理模式面临“内部结构配置”与“外部创新活力”的深层冲突，使其难以在科层管控的传统框架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智识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指向一个以大学为知识中枢、政府为制度端口、产业为创新载体、地方为实践空间、社群为需求回路的复合协同系统，打破了传统治理中主体孤立、权责分割的局限，为地方高水平大学从科层管控转向内生治理的模式转型注入核心动能。
在内部治理维度，通过构建协调的内外部治理关系结构，让内部治理制度有更大的实践空间。行政体系不再是单纯的资源调配机制，而是成为地方资源与学术需求的转化枢纽，通过搭建跨部门协作平台、建立柔性化资源配置机制，为学术团队对接区域产业痛点、开展特色化研究提供保障；学术体系则以区域发展需求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与学院分割，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使学术自主的追求与服务地方的使命形成有机统一，实现行政效能与学术活力的双重提升。这种转型超越了单纯的权力划分，构建起“资源承接—知识转化—价值输出”的闭环，让内部治理从结构适配走向功能协同。同时，将服务地方的经济社会效益、培养人才的区域适配度与满意度等，作为评价学院、团队和教师绩效的关键指标。
在外部治理维度，通过集合不同参与主体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技术治理的新方案和新方法，突破对固有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借助共同体的协同机制，地方高校能够精准捕捉区域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现实诉求，通过联合攻关、平台共建、人才共育等方式提供量身定制的智力支持，强化自身在区域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带来了更广泛的资源渠道和更开阔的发展视野，有利于突破区域局限，对接全球优质知识资源与学术标准。这种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治理形态，使地方高水平大学既能扎根地方土壤，又能保持学术卓越的追求，实现区域服务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跃升。
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关乎整体生态的活力与韧性。面对资源约束、学科同质化与治理僵化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基于地方网络的“关系性资源”、培育与区域产业文化深度互动的“学科群落”以及推动治理模式向“智识共同体”转型，以“第二种卓越”为线索回归地域本色、激活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江苏高教》2026年第4期 作者：李松楠 陈洪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