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发展的路向选择

　　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为适应新科技革命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探索一种既能够反映教育类型差异、又能够促进融通发展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路径生成

　　依据职业（应用）高等教育与普通（学术）高等教育的存在形态及其关系变化，可将国际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路径整体上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分立路径，另一种是融合路径。在分立路径中，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拥有相对独立、平行发展的轨道，但在体制上相互融通，呈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在办学定位、教学目标、课程特点等方面差别显著，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和普通教育体系的学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色。在融合路径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体系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二者以融合形式存在，在机构设置和教育过程层面上高度交织、相互渗透。但是，二者在专业、课程、教学等方面彼此区分，呈现“貌合而神离”的特征。如美国、英国、奥地利、爱尔兰、挪威等国，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度融合，以至于较难区分不同类型体系的学生。

　　两种高等教育分类路向呈现不同的演进逻辑，一种朝“外部分化”方向发展，另一种朝“内部分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两种路向有着相似的理念——即分类本身并不是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多样化发展；分类发展过程注重突破界限，实现深层次融合。正是因为如此，选择“分立路径”国家的高等教育分类特色体现在不同教育体系之间的“类型融合”中，它的优势在于既保障高等教育体系类型多样，又可以实现功能互补；而选择“融合路径”国家的高等教育分类特色体现在教育体系内部的“功能分化”上，其优势在于既能确保高等教育系统机会均等，又能在同一种系统内部实现分层。

　　二、两种分类发展路径的典型案例比较

　　本文选取德国与美国作为典型案例，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下，分析两国在不同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揭示分立与融合两种路径的内在机制及其结构张力。

　　（一）德国分立路径：双元体系中的融合式结构

　　德国的分立路径能稳定运行，主要归因于三大机制。

　　一是通过功能互补的二元结构实现制度分化，保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边界清晰、定位明确。它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综合大学，另一类是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大学（此外还有少数艺术和音乐类院校等）。综合类大学强调“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洪堡理念，重视学术知识探索与创新；应用科学大学则更强调“技术转化和行业应用”，以“应用性”作为专业设置的基本准则，注重实践性和就业导向。这种分工明确的二元结构，使得两类高校形成了功能互补的格局。

　　二是构建由学者、行业协会及政府多方协同的治理机制，以精准培养逻辑回应社会的人才需求。双元教育体系在尊重多方利益的前提下，以差异化制度取向为原则，构建起多方参与、类型多元、结构丰富的高等教育生态。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当前面临的挑战（如国际化、大众化和提高竞争力）导致差异化，无论是在研究活动还是教学活动中，都存在非正式纵向和横向分层现象。这种分层不仅体现在办学目标上，更深入课程设计、师资结构和评价标准等微观层面。正是这种差异化的制度设计，为不同禀赋和志趣的学生提供了精准的选择路径，从而在提高竞争力和确保社会公平方面寻找到一种平衡。

　　三是在类型分化基础上建立系统性融通机制，保障两类教育之间灵活衔接与转换。首先是双向贯通，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存在着转换与衔接的通道；其次是交叉结合，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教学要素进行结合；再次是趋同融合，开发整合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跨领域课程。两类体系在多层次贯通机制下实现了深层次的融通。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可通过补充学术模块进入综合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打破传统教育路径的刚性隔离。此外，德国在学位体系方面也实现突破，应用科学大学不少专业已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充分结合自己办学特点，发挥行业办学导向的优势，通过与综合大学建立融通机制，实现了分类发展框架下的差异发展。

　　受学术类高校有利社会地位的影响，二元分立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让职业教育体系在激烈的市场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针对这一问题，德国通过法律与政策框架明确资源配置方式，保障两类高校的等值性。

　　（二）美国融合路径：一元体系下的多轨制结构

　　美国融合路径的形成主要源于三大制度因素，即边界模糊、分权管理与类型多样。

　　第一大因素是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边界相对模糊。美国所有授予学位的高校被划分为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硕士学位大学、学士学位大学、副学士学院、特殊培养机构以及部落学院等类型。2019年卡内基分类将4324所高等教育机构按学位授予层级划分为7大类，并在各类别内部依据规模、性质和学制进一步细分。这一分类逻辑并未以“职业”或“学术”取向为核心，而是尊重高等教育职能的多样性。从这一角度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由功能定位各异的机构构成，其结构本身体现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体化的特征。

　　第二大因素是市场导向下的分权管理体制为融合提供制度空间。从治理结构看，美国高等教育在州层面主要形成三种模式：以加州为代表的“统一系统模式”，以密歇根州为代表的“分治模式”，以及以华盛顿州为代表的“协调委员会模式”。三种模式的共同特征是，教育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州政府手中，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与立法施加影响，但不直接管理高校。这种分权结构赋予高校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专业与项目，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融合创造条件，也支撑了高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系统。

　　第三大因素是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多样。美国高等教育并非由联邦政府统一规划，而是由多类型机构构成的系统。以加州为例，其高等教育依法分为公立高校、独立非营利私立院校和营利性私立院校三类。公立系统内部又依据学位层级与使命分为加州大学体系、加州州立大学体系和社区学院体系。联邦立法规定，职业教育学位层级低于学士学位，四年制院校可授予学士或硕士学位，两年制院校最多授予副学士学位或证书。由此可见，美国高等教育呈现混合性、层级性与等级性并存的“多阶段制”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虽在保障机会公平方面有天然优势，但在追求效率方面存在现实矛盾。面对该问题，美国在统一的学位框架下，通过在体系内部依据精英与非精英教育定位实现功能分层，再通过学分转换协议或课程模块化等方式实现层级之间流通，灵活地处理了教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美国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之间的教育衔接机制是融合路径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它确保了体系内部的高度流动性，解决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及劳动力发展体系之间的融通问题。一方面，它与地方企业密切合作，共同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培养大批符合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社区学院提供与四年制大学前两年课程相当的副学士学位课程，它与四年制大学之间可以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衔接，是职业教育类学生通往四年制大学的重要平台。学生可以先在入学门槛较低、费用较少的社区学院完成基础学业，然后通过“2+2”转学协议将学分转移至四年制大学，继续攻读学士学位，完成职业与学术教育体系的转换。这一机制设计成为美国高校内部不同类型和层次学生流通的独特创新。

　　（三）分立路径与融合路径的辩证统一

　　分立路径突出效率，倾向于在强调学术逻辑的前提下，尊重市场运行逻辑；融合路径突出公平，在优先强调市场逻辑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了学术逻辑。二者差异主要体现为制度生成逻辑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侧重（见表1）。

　　表1 两种路径的共性与差异

　　德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经验表明，分类发展并非简单割裂，而是通过贯通实现教育质量整体提升。这种双元体系中的贯通式结构巧妙地实现制度性分化与系统性融通目标，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各类高校的使命与功能，既避免了体系僵化，又防止了同质化竞争，实现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美国高等教育融合路径展现了一元体系下多轨制结构的强大包容性，它拥有灵活的融通和衔接机制，通过纵向转学、学分互认等方式实现了不同层级间的合理流动，核心优势在于包容性和实践导向。

　　三、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发展的路向选择

　　（一）构建体现国家逻辑的中国特色分类结构

　　应立足我国高校同质化现实，通过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引导各类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关于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分类标准既不同于分立路径，也不同于融合路径，而是兼具国际上这两种普遍分类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型”分类发展路径。具体来看，将研究型高校与技能型高校分别归为独立类型，相当于分立路径中的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之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行发展，属于双元体系结构；将应用型高校单独作为一类，又遵循融合路径中的高校分类思维，主要依据在于应用型高校包含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高校，又兼具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且通过专业和课程来实现职普融通，其构成类似于“一元体系下的多轨制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纲要》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这一表述表明当前的三种类型未必就覆盖了现有高等教育的所有类型。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看，未来高校的类型数量仍有不确定性。另外，还需在顶层制度设计上进一步细化。虽然将高校分为三种类型，为高校分类改革发展指明了大的方向，但政策供给不能仅停留在三种高校类型划分的方向引导上。为摆脱高校同质化困境就必须构建精细化分类生态，特别是要为各类高校确立“类中有类、类中有层、层类交错”等方面的目标与标准体系，以为深化高校分类改革提供更加明确、更操作性的指引，从而推动高校高质量的分类发展。

　　（二）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制度的系统性改革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本文融合经济发达国家“分立路径”与“融合路径”的成功经验，提出现代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想（见图1）。

图1：教育强国战略下我国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改革构想图

　　第一，定位明确的各类高校。保障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合理定位，研究型高校以学术导向为主，应用型高校兼顾学术导向与应用导向，技能型高校则遵循就业导向的办学定位。在大类教育体系中也应体现出差异化和特色化要求。例如，应用型高校被区分为综合应用型、特色应用型、文理学院等子类，技能型高校又区分为综合型、特色技能型职业高校，这就是“类中有类”的特点。此外，分类改革构想还综合考虑到“类中有层”的原则，具体体现在技能型高校分类之中。

　　第二，地位等同的现代职业高等教育独立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职业高等教育体系是减少职业高校学术漂移和普通高校“虹吸效应”的关键环节。从结构多样性看，职业教育内部有丰富的分层分类。例如，按照办学层次可将其分为综合型职业本科高校、特色技能型职业本科高校和特色技能型专科院校三类。从学位体系看，综合型职业本科大学中的高水平专业在一定社会环境下，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大部分特色技能型职业本科大学以本科层次人才培养为主，少数可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专科院校则可颁发副学士或准学士学位。职业教育体系的学位与普通教育体系的学位等值，二者在就业、升学等方面可以互认互通。

　　第三，深层融通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我国需要转变高等教育观念，大力开展应用型本科高校改革，引导普通应用型本科高校增加职业教育元素，开设更多面向市场的专业、探索双元制培养方式。未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将在制度、知识、课程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此外，普通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在多层次可以灵活贯通，受教育者可通过资格证书、学分互认、社会考试、补充考试等途径在两类系统之间合理转换，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保障各类受教育群体同等公平的教育机会。

　　第四，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贯通体系。劳动力市场对现代人才的要求时刻在改变，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应当保障普通公民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能够重返校园接受继续教育或培训，以实现技能更新或满足个人学习兴趣的目标。在未来教育体系中，也可探索融入元宇宙大学及跨境在线高等教育等新形态，使其在终身教育领域发挥补充性职能。

　　（摘编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6年第2期  作者：卢晓中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