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国内外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发展现状

     （一）国外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发展现状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诸多研究型大学就关注到医学与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纷纷投入巨资开展医工交叉学科研究，先后成立了医工交叉研究所或研究中心。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医学工程与科学研究所（IMES），整合并增强其在设备、成像、计算、大数据、再生医学、药物输送、技术转让和创业等方面的优势，并将这些优势与当地医院/行业的优势结合起来，为促进人类健康带来变革。1998年，斯坦福大学成立Bio-X，其作为国际上较早出现的医学跨学科独立机构之一，目标在于通过汇聚生物学、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力量解决生命科学问题。200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实施Carey计划，为学生跨学科知识的获得和运用能力的培养提供学习平台，支持师生们共同开展生命与医学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

    在医工交叉人才培养项目方面，美国、英国、新加坡等都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物理与工程等专业，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双学位及医学—哲学（MD-PhD）双博士等培养层次。

    （二）我国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发展现状

    我国于1978年正式确立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本科教育也从此起步。东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学校首批设立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此后还开设了医学信息工程、医学影像技术、临床工程技术、康复工程等本科专业，但早年医工交叉专业人才培养以医学或工学单一学科教学为主。随着国家对医工交叉的逐渐重视，2018年，教育部增设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及“医学技术”一级学科，推动医工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了医学与信息、工程等学科的深度融合。截至2021年，医学门类下开设医学影像技术的高校有94所，69所高校获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另有近200所高校设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围绕生命健康、临床诊疗、生物安全、药物创新、疫苗攻关等领域，建设临床诊疗、生命科学、药物研发高度融合，医学与人工智能、材料等工科以及生物、化学等理科交叉融合，产学研融通创新、基础研究支撑临床诊疗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在新医科与新工科建设的理念下，医学院校与工科院校积极布局，纷纷建立医工融合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中心、联合创新研究院等，稳步推进医工融合人才培养。

    二、我国医工交叉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培养目标与服务领域界定不清

    医工交叉人才培养近年得到高校的广泛重视，申办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数量有井喷趋势，但新开设专业聚集在少数方向。部分院校对医工交叉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和服务领域界定不清，申办专业有跟风的趋势。由于培养目标和服务领域界定不清，医工交叉人才培养路径的构建缺少学科交叉的内在学术逻辑，人才培养计划以课程拼凑为主。

    （二）学科与专业依托定位模糊

    医工交叉人才学位授予目前主要依托医学门类下的医学技术、特种医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以及工学门类下的生物医学工程、核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由于存在学科壁垒，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容易产生医科教育与工科教育简单叠加、超长学制和高学习成本、跨学科门类深造受阻、高校间缺乏统一规范的培养体系和评估标准等问题，这也导致各相关学科在人才培养和产业分工方面的协同不足，学科与专业依托定位模糊。

    （三）学位类型定位不统一

    依托不同学科，医工交叉人才可获得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医工交叉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生源专业、课程设置、临床实践、科研训练、毕业要求等方面尚缺乏明确分类，各高校间也缺乏统一规范的定位。

    （四）生源结构不合理

    医工交叉生源专业结构横跨不同学科门类的多个一级学科，这易造成研究生招生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学科门类限制研究生调剂，考试科目限制了考生跨门类深造，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不畅，以及理工科专业毕业生鲜少关注医学院校研究生招生简章和专业，从而导致报考医学院校设置的医工交叉相关专业的理工科生源不足。

    （五）认证准入体系不健全

    我国医工交叉人才培养工作尚未建立统一的教学评估体系，各高校在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和质控环节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尤其是毕业后教育的缺失，不利于以临床服务为目标导向的医工交叉人才培养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六）师资管理制度不完善

    医工交叉师资在高校人事和管理制度的规定下，阻碍了二者通过整合形成创新医工交叉教育的合力，更多地只能停留在相对松散的科研合作层面，使得人才培养无法有效持续推进。

    三、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战略建议

    （一）立足机制创新，支持医工交叉融合培养

    应加快建立适应医工交叉人才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对相应人事薪酬制度进行调查研究，从支持体系、制度上做出革新和特色，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以完整且具有针对性的配套制度支持医工交叉作为一门融合学科的发展，充分激发其内生动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医工交叉专业工作。

    2017年，北京“临床医学+X”战略正式启动，并被确定为北京大学的战略性工作部署，多维并举全面推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在科研全生命周期人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创新人才团队孵育、跨学科交叉研究项目、跨学科跨学部青年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新体制中心建设等方面做了深入探索，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二）以需求为导向，促建产学研共同体

    国外较早认识到了医工交叉人才培养推动科技领域创新的潜力，跨学院联合招收、培养医学工程师与医学科学家，而国内医学院校与工科院校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纷纷建立医工融合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中心、联合创新研究院等，以多种形式尝试推进医工融合人才培养。

    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为例，依托医院所处区位优势，北医三院于2019年召集海淀区学院路为主的18家高校、院所和企业成立“北京学院路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在以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为主的前沿领域开展广泛科研学术合作和产生一系列创新成果的同时，积极探索院校、院所联合培养医工交叉人才培养新模式。

    （三）保障培养质量，开展培养改革试点

    结合我国实情，可逐步开展系列培养改革试点，立足高端医工交叉人才培养，一方面应充分强化、落实试点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医工交叉人才，同时规划好医工交叉教师队伍的职业发展路径。定期开展学科专业评估，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金标准”，确保教育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深厚医学基础和理工知识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四）构建思政内涵，融入职业精神培养

     将医工交叉作为一个全新的专业学科建设，最重要的是探索、细化医工交叉人才的思想政治培育内涵与构建职业精神谱系，将医工特色的思政培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以及师德师风建设。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紧抓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三个方面，从制度、形式、内容，多层次、全方位地探索新要求、新途径、新方法，支持育人思政体系的建设，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医工交叉人才。

    医工交叉人才的培养能够为社会输送复合型交叉人才，满足当前社会对健康服务日益多元化、高端化的深层需求。医工交叉人才的培养需要立足德育，以需求为导向，以制度机制为支撑，保质保量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激发医工交叉融通和发展活力，为破解医药卫生难题提供高水准的医药卫生科技主力军。

（摘编自科教发展研究微信公众号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