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国际模式与中国路径

   “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概念，于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区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研究、创新创业以及与产业界的深度融合。因此，尽管这类学校缺乏悠久的发展历史，但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支新兴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学正以蓬勃之势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建设模式与运营逻辑。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国际模式

   针对国际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运作模式及建设逻辑进行分析，大致能够归纳为以下几种模式：

   （一）聚焦领域型（Domain-focused）

   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需求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得诸多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领域聚集的模式。这类院校通过精准锚定国家发展命脉领域，构建“学科—产业—战略”三位一体的发展范式，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作为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核心载体，KAIST通过聚焦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关键领域，构建“顶尖师资尖端平台产业协同”的创新三角：引进全球TOP200高校学者占比达65%，建立半导体集成系统实验室等12个国家级平台，与三星电子等企业形成专利共享机制。这种战略聚焦使该校成为韩国芯片产业70%核心技术人才的摇篮，直接支撑其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从1975年的0.3%跃升至2023年的19.2%。另外，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KAUST）也是沙特为谋求转型而专门创办的聚焦领域型大学，该学校服务区域本土急需的关键领域，依据沙特地处沙漠、石油起家的现实情况，将科研方向直接聚焦为区域急需的食物、水、能源和环境等关键领域，形成目标导向的科研模式。尽管聚焦领域的大学发展模式在专业设置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它能够有效调动资源聚焦于相关研究领域，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模式选择。

   （二）产教融合型（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Focused）

   为契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亟需与之同频共振，由此催生了以产学研融合为核心的新型大学发展模式。该模式通过与产业界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不仅能有效提升大学的科研实力，更能精准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正是在此理念下成功转型的典范，其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跃迁。NTU与众多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例如，与劳斯莱斯共建航空发动机研究中心，与宝马联合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研究。在深化校企合作的同时，NTU还积极设立创新中心和创业孵化器，源源不断地向全球知名企业输送优秀毕业生，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和实习机会，更显著提升了这些行业领军企业对NTU毕业生的认可与支持。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同样以其独特的合作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Co-op）项目成为产学研融合型高校的典范。滑铁卢大学的Co-op项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作教育项目之一，在校学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进入数百家合作企业进行实践，涵盖尖端科技公司、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多元领域。同时，学校不仅鼓励师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更积极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导师和场地等多方位支持，进一步深化了学校与产业界的融合与协作。

   （三）创新生态系统型（Innovation Ecosystem Focused）

   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创新成为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驱动一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形成了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建设发展模式。以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l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为例，其建校之初的使命在于为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后来的以色列）输送工程技术人才，以支持犹太社区的发展。在发展历程中，以色列理工学院逐步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并开始着力构建蓬勃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如今，以色列理工学院已被公认为以色列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支柱，是以色列“创业国度”的基石。另一个在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方面成就斐然的案例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最初的规划并非以科研为重心，而是更侧重于职业培训。二战后，时任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力主斯坦福大学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鼓励师生投身创业实践，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此后，斯坦福大学持续深化与硅谷等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合作，其研究人员在包括半导体、计算机、集成电路等众多关键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进展。

   （四）通识教育与精英培养型（Liberal Arts&Elite Education Focused）

   在知识快速迭代的时代，单一的专业知识已经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个性化、自主性和高适应性的拔尖创新人才，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刻理解催生了通识教育与精英培养兼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模式。例如，印度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便致力于通过创新型的教育模式，革新印度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方面，该校推行宽口径的博雅通识教育，本科生在学习阶段能够接受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元领域的广泛教育。另一方面，该校亦提供精细化、前沿性的专业教育，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专业方向进行深入研习，同时鼓励跨学科选修课程，以拓展知识广度，提升综合素养。为更有效地培养拔尖人才，阿育王大学积极延揽全球顶尖学者，实行小班化教学模式，营造积极互动的师生交流氛围。非洲领导力大学（African Leadership University，ALU）同样是一所秉持通识教育与精英培养理念的创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该校构建了聚焦“七大核心能力”的教育模式，包括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协作能力、领导力、创业精神、伦理道德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以培养能积极应对非洲挑战与机遇的未来领袖人才。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中国路径

   从国际层面对既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模式进行分析与梳理，为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开辟了更具特色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一）聚焦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学科布局规划应当聚焦关键领域，充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学校定位和学科布局上，应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化，尤其当前我国在芯片、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面临技术封锁，亟需通过新型研究型大学集中资源攻关，为区域发展培养和输送复合型领军人才。在此基础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衔接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需求，采用类似于韩国KAIST“学科集群备案制”等方式对学科布局进行动态调整，确保人才培养始终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从而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各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应依据自身发展现状和战略定位做出取舍，尝试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间或区域高等教育集群的错位发展，以建构多元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

   （二）深化校企合作，推动科城协同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应探索与企业、市场的进阶合作关系，构建以大学为链接纽带的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的模式。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升级校企合作机制，发挥高水平科研人才集聚优势，拓展并深化与大型头部企业的合作，形成形式多为相对稳定的联合研发机构和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不仅有利于校企长期碰撞，而且有助于大学科研人员在成为产业创新引领者的同时兼顾育人职能。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紧抓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关键环节，通过打造一体式科技创新创业综合平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顺畅流动，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最终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城市发展链”的深度融合。

   （三）革新科创体制，营造良性科研生态

   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必须打破传统科研体制的束缚，建立一套更加灵活、高效、开放的科研体制，营造良性、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一方面，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有的放矢地开展去行政化治理改革，通过实施PI制度（课题组长负责制）、开拓以学术委员会为主导的科研管理模式、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等方式为学术研究赋权，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包括科研方向选择、研究团队组建、经费使用等方面，同时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缩短科研项目周期，最大限度提高科研效率。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应当革新科研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在评价体系上要突破“五唯”，回归科研的质量与实际贡献，建立更长周期的分类化评估机制；在资源分配上要构建以市场化竞争为导向和绩效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让科研基金流向最有需要或最具效率的项目之中。

   （四）回归本科教育，赋能拔尖人才培养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以本科教育为根基，突破传统“重研轻教”的路径依赖，构建“通识教育奠基—专业教育深耕—实践能力跃升—导师全程护航”的全链条培养体系。第一，应当构筑“大通识”课程体系，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授的广度。在设置核心课程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审美等领域，还应将中国智慧、传统文化、时代发展议题等元素纳入其中，以中国底色塑造学生的全球视野，塑造兼具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思维。第二，以模块化课程与实验室驱动的教学模式实现专业教育的深耕，既能满足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又能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夯实其专业知识与技能。第三，积极推动校园实践生态的建构，通过校企协同平台将产业技术难题转化为学生实践课题，构建“需求对接—技术攻关—市场验证”闭环，并设立创新基金与弹性学制，支持学生创业项目孵化，打通从课堂到产业的转化通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导师管理制度将学生科研产出、创业成效与导师考核挂钩，形成师生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

（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第12期  作者：张峰铭 洪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