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何处？——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深入分析在校生预期就业地选择的特征及其多维影响因素，有助于高校合理引导大学生的空间流动、各地政府科学制定引才政策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一、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是具有明确预期就业地选择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35人，不包含没有明确就业城市或地区预期的样本。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以面谈、电话或视频等方式进行，每位被访者访谈时长在25至50分钟。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三类内容：（1）被访者基本信息，如学校、专业、生源地、就学地；（2）被访者预期就业地选择；（3）影响被访者就业地选择的主要因素。

　　二、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的经验图景

　　大学生预期就业地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其未来的空间流动轨迹，还折射出社会空间结构的潜在变迁趋势。

　　（一）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存在新一线城市偏好

　　从访谈样本来看，在校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城市等级分布特征，但这种分布并非简单指向一线城市的单向集中，而是体现出多元化与分层化并存的特征。一方面，新一线城市成为被访大学生最为集中的预期就业选择。杭州、重庆、苏州、武汉、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在访谈中被频繁提及。这类城市通常兼具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较为宜居的生活环境，在大学生的认知中被视为能够在“发展机会”与“生活体验”之间实现相对平衡的选择。另一方面，一线城市仍然对部分大学生保持较强吸引力。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凭借高度集聚的优质资源和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仍被视为理想就业地。然而，与以往研究中强调的一线城市优势不同，部分被访者在认可其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对高生活成本与高竞争压力保持审慎态度。此外，部分被访大学生将三线城市及县域、乡镇地区纳入预期就业选择范围。这类选择多与较低生活成本、家庭支持以及特定产业机会相关，尤其在智慧农业、乡村电商和基层公共服务等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二）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流动类型呈现多样化

　　整体来看，在校大学生的预期就业流动可概括为三类。第一类为“不动”，即生源地、就学地与预期就业地一致。这类学生通常对本地发展环境具有较高适应性，或在家庭支持与生活便利方面具有优势。第二类为“就学流动”，即由生源地流向高校所在地，并预期留在就学城市就业，体现出高校所在地的“留才效应”。第三类为“就业流动”，即完成学业后继续发生空间迁移。其中，返回生源地的预期较为常见，显示出家庭与情感因素在就业地预期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就业流动还可结合城市等级划分为向上、平级与向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在样本中均有体现，说明大学生的预期就业流动并非单向上升，而是呈现差异化路径。

　　三、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影响因素的独立效应

　　（一）发展空间：政策吸引与成长机会的权衡

　　在大学生对预期就业地选择的复杂考量中，“发展空间”是大学生权衡政策吸引力与职业成长机会的关键决策锚点。一方面，城市引人政策深刻影响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特别是在不同城市间愈发激烈的“抢人大战”中，物质支持型人才政策显著影响人才流动决策。另一方面，“发展禀赋”中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多寡、就业前景好坏等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大学生对未来成长机会的预判。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正发生深刻转变，传统认知中“唯大城市论”的发展思维逐渐被打破，部分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家乡发展相结合，认为乡镇与农村在数字经济、智慧农业、电商产业等新兴领域同样蕴藏着可观的发展潜力。因此，“发展空间”已不再局限于城市等级的判断，而转向对发展质量与成长路径多样性的理性评估。

　　（二）生活体验：收支博弈、自然环境、生活状况与人文风貌的综合考量

　　在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选择中，“生活体验”是衡量地域吸引力与个体适应性的关键参照维度，体现了大学生在职业决策中对物质适配性、环境宜居性与文化认同感的综合考量。首先，收支博弈构成生活体验的物质基础。大城市虽薪资更高，但高昂的住房、交通和消费成本削弱了收入优势；小城市生活成本较低，且家庭资源往往能弥补收入不足，大学生们会对“收”和“支”进行权衡。其次，自然环境塑造了大学生的环境宜居性偏好。地理景观和环境气候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地域选择。再次，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决定生活的便利性与安全感，医疗资源、交通便捷和公共服务是吸引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最后，人文风貌强化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包容、多元的城市氛围能增强归属感，而排外或歧视现象会削弱吸引力。

　　（三）人力资本：学校与专业背景的奠基作用

　　在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中，“人力资本”以学校声誉与专业能力为核心。一方面，院校声誉对大学生地域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多数大学生倾向于留在就学地或其附近就业，这与就读院校社会声誉的传播范围密切相关。一流大学因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这些高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地域流动资本”，他们既有资本选择留在这些大城市，也有资本流向更高等级的城市。另一方面，专业能力体现在专业技能学习效果和专业与区域产业契合度两个层面。首先，扎实的专业技能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自由度，降低地域选择的路径依赖。其次，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地域匹配度。这一选择生动体现了专业背景与区域经济生态的契合如何帮助大学生拓宽选择路径，并实现更高效的人岗匹配。

　　（四）社会网络：先赋与自致关系构筑的就业关系网

　　社会网络作为重要的结构性资源，深刻影响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域选择。在校大学生的社会网络，既包括家庭成员带来先赋性关系网络，也涵盖个人在教育阶段积累的自致性关系网络。先赋性关系主要体现为家庭与地缘网络的引力效应，亲属和邻里等强关系节点可提供本地就业信息与岗位引荐，并通过代际社会资本传递创造就业机会。相比之下，自致性关系则源于高校学习与实践中形成的师生、校友网络。这些关系扩展了跨区域的信息通道与机会窗口，提供权威推荐与实习平台，从而影响预期地域流动的弹性。

　　（五）情感认知：家庭与情感的深层影响

　　“情感认知”作为深层心理驱动力，深刻塑造着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其选择主要受“父母家庭”和“情感锚定”两方面影响。首先，家庭因素是最核心的情感来源。大学生就业往往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传统“孝道文化”与“就近养老”观念使不少学生将就业半径锁定在家庭周边，部分人则因父母期待而奔赴一线城市。其次，情感锚定通过地域情结和关系联结发挥作用。许多大学生因熟悉环境而倾向留在家乡或求学城市，同时，伴侣或挚友可以被视为地方依恋的关键载体，其所在的城市常成为就业选择的重要参照。

　　四、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影响因素的互动效应

　　（一）就业地选择的核心条件：发展空间与生活体验的动态权衡

　　核心博弈层由发展空间与生活体验构成，是在校大学生进行就业地权衡的直接决策场域。一方面，大学生追求职业机会的最大化，即进入发展机会更佳的城市或地区，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该群体也关注生活成本的可承受性与生活方式的契合度，大城市既面临高收入与高机会并存的双重拉力，又存在高压力和高竞争的双重推力，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或家乡的生活便利和生活成本较低所形成的拉力，但发展机会有限也会形成推力。

　　（二）就业选择的支撑条件：学校层次与专业能力的联合效应

　　支撑条件层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为学生进入“发展空间—生活体验”博弈提供基础条件，其本质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匹配过程。人力资本包含学校声誉与专业能力两个方面，不仅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型的入口门槛，也决定了个体在不同层级市场中的匹配概率。在此框架下，高校层次较高的学生由于具备更强的信号效应，更容易与一线城市核心部门的高端岗位形成高质量匹配；而普通院校学生则更多流向次级市场，其就业选择受到明显约束。

　　（三）就业选择的调节因素：社会网络和情感认知的协调效应

　　调节嵌入层由社会网络与情感认知构成，作为就业决策的外部调节机制，它们并非独立运作，而是通过协调效应放大或调和核心博弈与支撑条件的张力。具体而言，社会网络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能够通过信息传递、资源互助和关系运作降低就业不确定性，并创造“隐形机会”，从而调节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边界。这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呼应，即社会网络往往强化市场分割效应，使个体更容易嵌入特定区域或行业的“封闭回路”，如本地化就业或跨区域迁移。

　　同时，情感认知作为推拉理论中的“软因素”，包括归属感、文化认同和家庭依恋等心理维度，提供了一种超越理性经济计算的心理驱动力，往往在决策关键节点上起到“锚定”或“转向”作用。该因素能调和发展空间与生活体验的冲突，例如当经济机会相似时，情感因素可优先引导在校大学生选择更具心理舒适度的地点。

　　五、发展建议

　　本文对在校大学生预期就业地选择机制的充分探讨，对于未来营造青年友好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围绕“发展空间一生活体验”的核心权衡，系统营造青年发展型城市环境。一方面，应通过完善产业布局、提高岗位质量与职业晋升透明度，增强城市的发展吸引力；另一方面，应着力降低青年初入城市的生活成本与适应压力，在住房、通勤与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升青年群体的获得感，从而缓解发展空间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张力。尤其对于吸纳高校毕业生较多的新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地级市而言，更应将“宜业”与“宜居”统筹纳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推动人才政策从单纯的“引进”向综合的“引育留用”转变。

　　第二，强化高校在人力资本形成与区域就业匹配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高校与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衔接，通过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同时，应通过完善实习实践、职业指导与就业信息服务，帮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身人力资本条件与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可能性，特别是对于就业地预期相对模糊、职业定位尚不清晰的学生，高校应加强分类指导和精准帮扶，提升其对不同城市发展环境、产业特征和职业机会结构的认知能力。

　　第三，通过制度化安排弥补社会网络差异，降低情感与关系因素对就业机会获取的不平等影响。通过公共政策手段对社会网络资源进行“去个体化”和“去家庭化”的制度供给。例如，可依托高校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切实落实“访企拓岗”等形式，构建跨区域、常态化的校友与职业资源平台，为家庭背景相对弱势的学生提供更多平等获取就业信息、实习机会与职业指导的渠道。同时，还应重视大学生在就业地选择中的情感支持需求，通过完善异地就业适应服务、青年人才社区建设和心理支持服务，增强青年在陌生城市中的融入感与安全感，进而降低其因关系匮乏与情感不确定而产生的选择收缩。

　　（摘编自《教育发展研究》第5期  作者：王一涛 姜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