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类大学人文社科适应性发展策略与形塑逻辑——基于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分析
理工类大学离不开人文社科的支撑与滋养。然而，近年来人文社科的发展危机在理工院校爆发最为集中。本文选取近五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人文与艺术”以及“社会科学与管理”两个领域稳定位列前100，且具有理工属性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包含麻省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等，分析其人文社科发展策略，以期为我国理工类大学“新文科”建设提供参照。
一、世界一流理工类大学人文社科发展的适应性策略
研究发现，案例高校的人文社科系统形成了差异化的结构样态，具体表现为“枢纽型”“文理跨学科融合型”“枢纽+聚焦型”与“集成型”四种具有鲜明特征的结构。
（一）“枢纽型”结构：以补充性功能为核心
枢纽结构体现了“整体统筹”与“基础支撑”的组织理念。“枢纽”意指资源的集中、整合与向外辐射，其运行方式是依托单一组织载体完成对人文社科内部的跨学科横向整合，并向理工科系统输出课程、知识与合作资源，形成稳定的跨学科互动（如图1所示）。典型案例包括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管理与社会科学学部”（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MSS）、帝国理工学院的“语言、文化与传播中心”（Centre for Languages，Cultureand，Communication，CLCC）。
在组织形态上，枢纽可以是强制度化的学院/学部，拥有独立学位授予权并强调学科制度化建设，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管理与社会科学学部；也可以是弱制度化的中心平台，不承担学位授予职能，而是以课程与项目为核心，为理工科提供人文社会维度的补充，如帝国理工学院的语言、文化与传播中心。通过集中化的组织载体，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被纳入同一平台，取代传统按学科分散建院的方式，推动了人文社科内部的协同化。具体而言，枢纽结构弱化了人文社科内部学科边界，强调彼此的渗透与融合。如MSS下设“人文、政治与社会科学系”（Humanities，Socialand Political Sciences，DGESS）与“管理、技术与经济系”（Management，Technology and Economics，D-MTEC），分别承担基础性人文社会学科与应用性管理经济学科的整合，其中D-MTEC更关注技术、组织与社会互动关系。CLCC亦涵盖哲学、历史、伦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商科等多个学科，并发展出跨学科探索、新视野和变革等跨学科课程项目，注重学生在现实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除人文社科内部学科融合外，在与理工科的关系上，枢纽结构形成了两类主要互动。一是通过通识教育、辅修和跨院选课等方式向理工科进行功能外溢，将伦理思考、社会分析与文化理解引入理工教育体系，如CLCC和D-GESS开展通识课程。二是通过学科交叉方式实现互补。具体而言，在人文社科领域，技术方法提升了其学术科研的分析能力；在理工领域，社会科学知识增强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相关性。如D-MTEC面向理工背景学生开设管理、技术与经济理学硕士，培养能在技术、商业与社会交汇处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CLCC与工程院系共建“工程伦理”等定制化课程，使理工专业在体系内部引入人文社会知识；D-MTEC科研中延续工程传统，大量采用定量模型与系统工程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枢纽结构主要发挥“补充性功能”。理工科教育系统聚焦自然科学原理、技术与工程能力训练等，而在价值判断、社会情境分析、伦理思考和人文关怀等方面相对薄弱。枢纽型结构通过通识教育、多元化人文社科知识补充途径，能够为理工科教育系统性地注入人文社科教育，弥补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能力维度。
图1：“枢纽型”结构
图2：“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
图3：“枢纽+聚焦”结构
图4：“集成型”结构
（二）“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以支撑性功能为驱动
“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跳出人文社科系统内部整合，并向理工科系统进行外向输出的补充式思路，转向人文社科和理工科深度融合，形成知识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如图2所示）。典型案例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技术、政策与管理学院”（Technology，Policy and Management，TPM）。
“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的形成不是从学科出发，而是强调问题驱动。例如TPM将“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作为组织知识的核心对象，涵盖气候与能源、数字社会、健康与护理以及韧性城市等领域。该结构以“大工程观”为指导，围绕问题重组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构建起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知识体系并行、互补、深度融合的复合型学科布局。再者，问题驱动的结构模式，其育人和研究方向很大程度上由外部社会的需求决定，这使得该结构的知识生产不局限于大学内部，而是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完成。生成的知识不仅在实际问题中进行检验，还以实践反馈推动教学与科研的不断更新。更重要的是，“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具有较强的制度保障，其以实体的跨学科学院及其内部的跨学科学位项目、跨学科课程等形式确保跨学科整合不是以项目制、短期制或弱制度化的虚体组织方式存在。这种制度化安排使其能够在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构筑稳定、持久的制度纽带。
通过分析可知，“文理跨学科融合型”结构的功能定位已超越补充角色，演进为不可或缺的支撑性功能。该功能指人文社科以其独特的理论、方法论和批判性视角，主动介入并赋能于理工科的知识生产与工程实践流程，与理工科共同参与到复杂问题的解决中，二者深度交互，形成了知识共同体式的耦合。
（三）“枢纽+聚焦”结构：兼具补充性功能和卓越引领功能
“枢纽+聚焦”结构是枢纽结构的延伸形态，在整合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差异化发展与重点突破的理念，形成“广覆盖的人文社科基础平台”与“纵深发展的特色学科单元”双单元并列发展的人文社科系统，兼顾整体协调与学科深耕（如图3所示）。典型案例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
基于定义可知，该结构包含两个关键部分，其一为承担跨学科连接与价值补充功能的枢纽单元，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Schoolof Humanities，Arts，and Social Sciences，SHASS）、南洋理工大学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College of Humanities，Arts and Social Sciences，CoHASS）。这两所高校的人文社科学院涵盖广泛的人文与社会一级学科，注重宽口径知识培养，体现“博雅教育”理念。与此不同，香港理工大学设有独立的人文学院，虽涵盖语言学、历史文化、传播学等学科，但其本质上是职业化学院，侧重培养面向特定职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如言语治疗专业直接服务于医疗健康行业。其二是以学科纵深发展为导向的聚焦单元，即围绕高校整体战略定位或区域产业需求，深度发展1-2个具有高度应用性与专业化潜力的学科领域，并独立设立学院。这些聚焦单元通常具备完整的学位体系、成熟的行业合作网络和较强的国际声誉，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以商科为核心，构建覆盖本科、全日制MBA、专业硕士、博士及高管教育的纵向学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理工高校将商科作为主要聚焦方向，不仅因其具有高度的应用场景和丰富的外部合作资源，还因其能够为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这一结构的优势在于，既能够为理工高校提供广泛的、基础性的能力供给，又保留学科纵深发展的空间。由此，人文社科系统在理工高校呈现出复合式功能定位。枢纽单元承担基础的补充性功能，弥补理工知识体系在价值、伦理与社会理解等方面的不足；聚焦单元则致力于实现卓越引领功能，旨在为特定战略领域创造学术优势与价值。这些功能体现了人文社科在全校发展格局中实现双重嵌入。
（四）“集成型”结构：统筹补充性功能、支撑性功能与卓越引领功能
“集成型”结构是“枢纽型”“聚焦型”与“文理跨学科融合型”三种结构的有机融合，该结构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且多层次的人文社科系统，其典型代表为香港科技大学（如图4所示）。
具体而言，一是枢纽单元作为综合性人文社科组织，如香港科技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and Social Science，SHSS），不仅培养自身领域的专业人才，更负责为全校理工科学生提供通识教育与辅修等多元学习路径。二是聚焦单元的核心特征是围绕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应用性社会学科开展纵深研究，如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HKUST Business School）。该单元通过独立建制，构建起高度专业化的教育与研究体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链条与清晰的学系分工。在功能定位上，聚焦单元以回应区域发展需求和推动应用性知识创造为主要导向，塑造可识别的学术优势与知识贡献。相较而言，该类单元与理工科系统之间的直接互动相对有限，但其在应用性知识生产与区域服务方面所创造的显性价值。三是跨学科单元，如香港科技大学的跨学科学院（Academy of Inter disciplinary Studies，AIS），其专业设置突出理工科和商科的跨界，设置了科技与管理双学位、环境管理及科技、可持续发展与绿色金融等项目。该单元以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为导向，主要发挥支撑性功能。
二、对我国理工类大学人文社科发展的思考
（一）准确识别理工类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所处环境中的多重现实逻辑，优先回应关键逻辑需求
理工类大学人文社科的转型与发展，首先需要在环境分析上精准识别各类外部逻辑，包括学术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以及行政逻辑。由于不同高校的具体情况和资源优势各异，学校的回应能力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人文社科发展策略不同。具体而言，理工类高校需要针对不同现实逻辑进行梳理思考：从学术逻辑看，学校现有人文社科学科基础如何？是否具备支撑完整人文社科知识体系的师资队伍？从社会逻辑看，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对学校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从市场逻辑来看，哪些人文社科领域具有明确的就业市场和产业需求？学校是否有能力在这些领域建立竞争优势？从行政逻辑角度，当前政策导向对人文社科建设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在完成环境诊断后，理工类高校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优先回应的核心逻辑。例如，对于人文社科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地方理工院校来说，当务之急可能是在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引导下，集中有限资源构建支撑全校通识教育的基础平台，而非盲目追求全方位发展。对于那些已具备一定学科基础、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理工类高校，则应在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驱动下，聚焦与区域产业深度耦合的应用型学科方向，打造特色优势。对于资源充足、综合实力较强的理工类高校，则可以在多重逻辑协同作用下，探索更为复杂复合的发展模式。
（二）根据识别的关键制度逻辑，明确理工类高校人文社科的功能定位
在文科优势或综合性大学中，强调学科独立性与理论自洽性的人文社科发展模式具备较强制度合理性与历史惯性。然而，在理工类高校中，过度依赖“学科本位”逻辑往往导致人文社科功能定位模糊、错位。在此情境下，理工类高校的人文社科应摒弃单一学科本位思维，更注重与理工科系统协同配合。因此，人文社科必须打破完全的学科本位逻辑依赖，在转型过程中确立三类清晰价值坐标：补充性功能、支撑性功能、卓越引领功能。补充性功能旨在为理工教育体系注入人文社科元素，让技术人才兼具人文视野与社会责任感；支撑性功能要求人文社科与理工科深度嵌入、互为依托，成为工程创新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柱；卓越引领功能指人文社科在特定细分领域形成全国乃至国际学术影响力。功能定位不能随意选择，需要综合关键制度逻辑、学校整体战略、办学资源与发展阶段综合判定。伴随学校办学实力、外部政策与社会需求变化，三类功能的优先级权重也会动态调整，必须审慎权衡，选择最契合学校长期发展目标的定位，最大化人文社科在校内战略价值。
（三）以功能引导结构，形成多样态、适应性强的人文社科结构
案例高校实践证明，世界一流理工大学不存在统一标准化人文社科组织模式，均依据自身功能需求、发展阶段选用适配的枢纽型、文理跨学科融合型、枢纽+聚焦型、集成型结构。这对国内理工类高校形成重要启示：不可直接照搬海外院校组织架构，必须以自身清晰功能定位为前提，探索本土化适配结构。对于人文社科底子薄弱、办学经费有限的地方理工院校，核心目标是落地补充性功能，优先选用枢纽型结构，整合零散师资资源，搭建通识教育学院或中心平台，集中力量完成全校人文素养培育任务。对于拥有一定文科积淀、区域产业特色鲜明的理工类高校，可采用枢纽+聚焦结构：保留通识枢纽单元保障基础育人，筛选1-2个与本校工科高度匹配、市场前景广阔的社科方向重点建设；制造业集群理工院校可深耕技术经济、工业创新管理；毗邻金融中心院校重点布局金融科技、数字商务分析。对于综合实力顶尖、冲击世界一流的理工类高校，具备条件建设文理跨学科融合型或集成型结构，搭建制度化交叉学院，同步实现通识育人、产业服务、交叉创新三重价值。国内理工高校学科布局需坚守“功能定结构、结构促功能”闭环逻辑：先明确功能定位，再搭建对应组织，依靠组织结构落地育人与科研功能；伴随学校办学水平、外部需求持续升级，动态调整院系架构，循序渐进打造适配理工校园、呼应时代需求的新文科生态，保持长期战略定力，遵循学科与高等教育发展客观规律，持续投入、迭代完善。
（摘编自《江苏高教》第5期 作者：任卓瑜 焦磊）